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學會

嘿！各位同胞們　～　你們都還好嘛？　有想念所版嘛？

近來閒來無恙，想必大家都渡過了運動會的快樂假期，

不過沒事多看書，多看書.....也是.....也是.......很像沒啥大事...............

唉唷~總之當作調劑身心也是不錯的啊！

不然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到時別嚇到我們大夥啊!

話說近來看到這篇不錯的文章，是關於金觀濤教授的書籍介紹及訪問

真的很有意思，我之前讀過他的書，自此以後就.....愛上他了!!!

真的很推薦他的書唷~簡單明瞭又有深度!

有鑑於我是本版版主，我就努力的把文章中的重點畫起來，還改成繁體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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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別苛責我了!希望大家會喜歡這篇文章唷!

詳細精彩章節請看以下:

魯毅：思想的閃電——記金觀濤、劉青峰夫婦

發佈時間:2011-05-17 作者:魯毅

20多年前，這兩位中國學者提出了“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系統”這一假說，震撼了學術界，也影響了中國一代人的文化反思。這兩位學者堪稱中文學術界的“傳奇夫妻”。金觀濤和劉青峰從科學走向人文，對中國文化進行反思的時候，把自然科學的系統論用到文化研究上，他們希望給中國提供一個基於最新自然科學成果之上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他們在1980年發表了論文《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一個超穩定系統》，後來出版了專著《興盛與危機》。超穩定結構假說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以及兩三百年發生一次的王朝更替，是一個超穩定系統一體的兩面。中國文化是儒家道德意識形態的長期延續，這套意識形態為社會制度提供正當性，所以中國漢代獨尊儒學，到了清代康有為變法還是尊儒。儒家的道德意識形態對中國大一統提供了一個藍圖，這是其他文化所沒有的。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結構不是靜態延續的，一直改朝換代，可是因為道德意識形態是一個範本，當舊社會瓦解的時候，它又可以修復。所以，封建皇朝更替的現象，中國傳統社會還是束縛在原有軌道上，這與儒家文化和中國傳統道德意識形態是緊密相關的。這個論述提出時，給“文革”後呆板的學術氛圍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給年輕的知識份子很大的啟發，同時也引起許多學術上的爭議。經過這些年，金觀濤和劉青峰加強了古代史研究，把古代和近現代放在一起，越發覺得這個“超穩定系統”理論很有說服力。

金觀濤教授近期在國內出版了《系統的哲學》、《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等書，並且在中國美術學院擔任南山講座教授，為博士生教授“中國思想史”的課程，至今已是6個學年。201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觀念史研究》，這本書力圖搞清五四新文化運動如何對西方現代思想重構，形成中國式的現代思想，並想在史學方法論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這些研究專業性極強，但都是指向80年代啟蒙時期尚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1980年代，金觀濤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兼任“走向未來”叢書和雜誌主編，也是《自然辯證法通訊》編輯部主任，他的研究領域涉及歷史社會學、哲學和中西比較文化幾個方面，對當時的中國青年思想啟蒙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他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是後來被稱為20世紀中國的第二次啟蒙運動的先聲。叢書從1983年開始，至1989年，每年一批，先後共出版了84種，它用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我們過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學子從過去對世界和歷史的公式化說教中解放了出來。叢書不但啟發了一代讀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學者。這套叢書極大地影響了成長於1980年代的青年人，由於其向世界向未來的開闊視野與關於思想開放的開創探尋，叢書的意義值得重溫。

　　早年經歷以及思想準備

　　金觀濤的父親是杭州大學化學系教授，也許是受了他的影響，在中學時期，金觀濤的整個興趣都在自然科學上，把追求科學真理作為自己人生目標。1966年，“文革”開始時，金觀濤正在北京大學化學系讀書。越來越左的氣氛在他心中引起不安和壓抑，但他仍然不顧一切在讀英文，埋頭于科學報國的夢。也因為此，他被作為白專典型受到同班同學批判，很快成為這場運動的旁觀者和思考者。

　　當時，北大已經出現了一股地下讀書風氣。金認為其原因是對“文革”的困惑，要質疑“文革”，其前提是恢復對思想的信心，這並不那麼容易。當時根本找不到出路。也沒有任何老師可以請教和詢問。老師輩在“文革”中的軟弱，給金觀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開始，他曾重讀《資本論》，並用《德意志意識形態》反思唯物史觀。讀完馬恩全集後，在黑格爾哲學中差不多停留了近一年時間，被黑格爾哲學的深刻和宏大所迷住。在金的哲學探索中，那足以動搖他全部哲學信念的危機出現在1968年。金觀濤發現黑格爾辨證法的自我矛盾，建立在自我矛盾之上的哲學思考什麼結論都可以推出來。這次危機使他重新回到科學中尋找哲學的基礎，最後，金觀濤找到了《控制論》。一次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談到《控制論》中回饋原理遠比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所說的“實踐－理論－實踐”深入，他的朋友希望他高度重視這一看法。於是金開始用系統論來建構哲學基礎。

　　對金觀濤說來，系統論重要的已經不是知識本身，也不是和某一門具體學科有關的真理，甚至也不是方法，他把它看做使哲學從困境中解放出來的武器並開始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反思批判。為了對幾年來思想的轉變作一個總結，金斷斷續續把思考的結果寫成哲學劄記，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

　　與劉青峰的認識帶有某種傳奇性。他們都是北大的學生，但大學的時候互相並不認識。1970年金被分到杭州當工人，劉分到貴州的一個縣城中學做老師。之前金觀濤寫的關於黑格爾哲學批判的筆記在朋友們之間傳開，後來傳到劉青峰手上，他們便由此開始通信。一天一封厚厚的信，談的都是人生經驗和思想追求，這些書信後來成為劉青峰《公開的情書》的主要材料。

　　二人於1971年年底結婚。1973年劉被調到河南鄭州大學，1974年金也從杭州調到那裡。婚後不久，他們開始為啟蒙做思想準備，寫了《興盛與危機》一書的研究提綱。二人共同研究、共同討論，至今出書仍是如此。

　　“文革”後期，夫婦二人就經常和朋友交流，意識到中國將發生偉大的變革，也在思考他們自身如何投入到這場變革中。作為學者，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來改變人們的思想。1978年金觀濤和劉青峰調到中國科學院，在《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當編輯。這個刊物的主編是于光遠，實際主持的主編是李寶恒，從上海調來。幾個人在一開始就決定不搞所謂自然辯證法研究，而將其變成一個科學啟蒙的雜誌。

早在1974年，“超穩定系統說”就已經有了初稿。 1980年初，二人的長篇論文《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一個超穩定系統》在《貴陽師範學院學報》分兩期發表了。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胡凡找到他們並請求寫成專著，就是後來的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該書出版過程十分曲折，最後湖南人民出版社克服各種干擾，才於1984年出版。有人說這本書開啟了中國的“三論”（即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熱，特別是最早將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引入歷史和社會研究領域。

　　1980年代初期“三論”的影響非常大，連文學研究也試圖引入“三論”。今天有人將其歸為“科學主義”，這不無道理。因為，中國每一次啟蒙運動都高舉科學旗幟，重新審視一切價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成為評判道德和反傳統的利器。但80年代的“三論熱”的意義，遠遠超過歷史上的“科學主義”。歷史上的“科學主義”在批判舊意識形態後會指向建構新意識形態。80年代的“三論熱”卻不是這樣，它宣導深刻的反思意識，包括對科學技術自身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80年代的啟蒙運動比以前深刻。

　　此外，系統論是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遺產之一。系統論使人們跳出決定論和常識理性的局限。而中國文化是建立在常識理性之上的，在80年代啟蒙運動中，金觀濤主張在科學理性之上重建中國文化，包括反思儒家思想和近現代革命傳統，而繼承系統論的遺產有助於做到這一點。他在《系統的哲學》一書中稱之為辯證理性重建。80年代，在進行歷史和社會文化方面研究的同時，金觀濤還進行哲學的思考。1985年完成的《發展的哲學》、1986年的《整體的哲學》和1987年的《人的哲學》。《發展的哲學》發表在《走向未來》雜誌第一期上，其餘兩本則屬於《走向未來》叢書。

“走向未來叢書”

　　金觀濤夫婦開始編輯出版“走向未來叢書”之前，當時整個民族似乎都在等待著什麼重大的事件發生。同時代人紛紛估計中國的政局即將大動盪，有人還認為會發生戰爭。金觀濤也感到時代正在召喚著他的兒女，一種意想不到的結局即將出現，中華民族即將開始在她近代史上一個史無前例的創造時代。果然，1976年後，這個偉大的時代開始了。

　　“文革”結束後，中國思想界異常活躍，年輕人更是興奮莫名。金觀濤常出席各種討論會，那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很活躍，于光遠創立了經濟學“雙周座談會”， 主要是討論中國改革問題，王小強、王小魯在那裡編輯了《未定稿》，林春和李銀河搞了一個“青年文稿”， 這種啟蒙精神以及各式各樣的學術活動感召了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和追求的青年學者。會上可以遇到經濟學及不同領域的年輕人，這些雄心壯志的年輕人在會中結識會下深談。《自然辯證法通訊》也是個活躍的刊物，吸引了不少年輕人。通過這些會議和刊物，有共同理想的年輕學人組織到一塊，為後來創辦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集結了隊伍。當時他們還定了一個原則，編委年齡以包遵信為界，他當年是45歲，比金觀濤大10歲，以包的年齡為上限，基本都是年輕人，有科學院的賈新民、樊洪業，社科院的唐若昕，農研室的王岐山，中國婦女雜誌的陳越光等。

　　叢書名稱的敲定則是因為當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鐘叔河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該套叢書所收的是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親往西方進行接觸和交流的記錄。這些記錄是中國人第一次睜眼考察現代文明，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開始。最早，因出版金觀濤劉青峰夫婦的《興盛與危機》，湖南人民出版社希望由他們編叢書，和“走向世界”相對應，取名為“走向未來”。 後來湖南人民出版社不敢出，才轉到四川人民出版社。

　　當時出版控制得很嚴，沒有通過出版社的三審，任何書都不可能出版。因為叢書的編委會是體制外的，沒有終審權，那麼他們是如何克服困難的呢？編叢書需要兩個前提，一是青年學者為啟蒙事業聚集起來，二是尋找掛靠單位。當時，他們建立了社外編委會，並通過掛靠某個行政單位獲得終審權。整個1980年代的叢書熱都基於社外編委會和出版社的合作。這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發明，後被各種叢書採用。

第一個掛靠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青少年研究所。當時，唐若昕在這個所工作，他介紹並安排“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會成員們與青少年所的副所長鐘沛璋面談。鐘沛璋是老幹部，他單刀直入地問這些年輕人要幹什麼？金說，他們要像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一樣，辦叢書實現啟蒙，鐘沛璋一聽眼睛就亮了。青少所另一位領導人叫張黎群，他曾在四川工作過，後來這套書在四川出版，與他很有關係。有了鐘沛璋和張黎群的支持，“走向未來叢書”得以掛靠青少所，有了一個負政治責任的管理機構，就可以與出版社談判了。談判時，編委會要求有組稿權和終審權，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意了。這一決定相當不容易，因為當時的出版體制不允許社外編委會決定出書，更不能異地編書出書。當然如果沒有青少所作為掛靠單位，他們也不敢同意。

　　叢書的出版過程當然不可能一帆風順，當時碰到了各種壓力、干擾。除了被冠上“自由化”名頭外，主要是來自於體制內的壓力，即不讓編委會掛靠。這次掛靠解決以後，整套叢書依然在不斷的掛靠危機中度過的。當鐘沛璋、張黎群一離開青少所，青少年所就開始害怕，解除社外編委的掛靠。這時，編委會不得不尋找新的掛靠單位。這相當不容易，因為大多數單位都不願負此責任。這件事也讓金觀濤他們認識到：推動思想解放浪潮，必須作出制度創新。而當時能夠突破困難，成功出版叢書，當然也不是光靠學者努力，更多的是社會的支持。事實上，1980年代啟蒙運動的展開，是中華民族在經歷了各種苦難和烏托邦幻滅後的一次大反思，這種歷史性的反思絕不是僅僅靠知識份子和學者就能促成的。金觀濤等人在辦走向未來叢書時就意識到這一點，並把這種感受寫在叢書的總序言裡。他們想到了培根所說的偉大復興，並用了一句馬克思的話：“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未被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中國需要新思想，需要用啟蒙運動來改造社會。直到今天金觀濤仍然認為中國啟蒙運動尚未完成，否則只有經濟的發展，不會有政治改革跟人文價值的重建。

編委會一邊忙於解決掛靠和出版社問題，一邊開始運作。他們編委會的體制健全，有專門的工作人員，還有會計。他們製作工作簡報，有嚴格的組稿、審稿制度。叢書審稿、編書過程，跟體制內出版社完全不一樣。“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會相當民主，每本書稿，都是通過開會集體討論通過的，即便對主編和編委的書稿也毫不留情。而且，不斷地有新的優秀的年輕人介紹進來。整個編委會充滿了理想主義精神，這也是整個80年代的氣氛。在編委會，大家基本不談錢，也不算經濟賬。這是個富有朝氣的群體，差不多都三十多歲左右，有的甚至年紀更輕一點，大學剛畢業，甚至放棄了已有工作，滿腔熱忱地為叢書做事。開始叢書上還沒他們的名字，後來慢慢成了骨幹，當了編委，如王軍銜、梁曉燕都是例子。

　　叢書出版後受到空前歡迎，各地爭相搶購。當時書在四川一推出，把書店的櫃檯都給擠翻了。走向未來叢書封面簡樸，採用黑白兩色現代畫，小開本，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裡，這都成為了吸引青年人的地方。第一批書包括了金觀濤的《在歷史的表像背後》，是《興盛與危機》的簡寫本。有劉青峰的《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這是探討中國科技落後原因的。還有《激動人心的年代》、《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GEB—一條永恆的金帶》等書，其印數不到三個月就躍至二十幾萬。有的書甚至賣到一百多萬冊。對當時的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從這套“走向未來叢書”選目中很難看出其中的內在邏輯：作者隊伍，從內地到港臺，到外國，應有盡有；選題也是五花八門，政治、經濟，甚至還有美學、文藝理論，甚至各種邊緣學科。實際上，這是因為編委會想給讀者提供一個基於最新科學成果之上的哲學思考，以及多元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它有新思想，提供的不是純學術、學科式的知識。總的來說，叢書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思想性，貼近時代問題；第二，多學科交叉；第三，既翻譯西方的著作，也有中國學者原創的著作。有的還結合中國改革實際。這套叢書追求跨越學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旨在思想啟蒙，推動國人接受普世價值，走向全方位的現代化。

　　反思與寄望

　　從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再回望，所有為 “走向未來叢書”奉獻力量的人都很珍惜那段日子，為在青年時代有幸參與中國這場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而自傲。

啟蒙運動作為傳統社會現代轉型必經之途，存在著兩個目標，一是引進現代普世價值，作為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正當性基礎；二是在重新審視一切價值的前提下，反思傳統，處理好傳統終極關懷和普世價值的關係。西方的啟蒙有兩種形態，一種是蘇格蘭啟蒙，另一種是啟蒙與反傳統共存的法國式啟蒙。就如何完成上述雙重目標，這兩種啟蒙運動的方式和進程是不同的，法國式啟蒙運動對傳統的處理不如蘇格蘭啟蒙運動。

　　中國歷史上有過兩次偉大啟蒙，第一次啟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全面引進現代普世價值，完成了中國民族國家的重建。第二次就是80年代啟蒙運動，它與體制內的思想解放相呼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沒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啟蒙，今日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不可思議的。

　　中國第一次啟蒙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法國式的。其之所以沒有完成，必須從它發生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其實，早在五四之前，中國在西方衝擊下接受現代普世價值的過程已經開始。就在清廷實施新政到辛亥革命前後這十五年間，因實行把中國的儒家倫理跟理性分開的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儒家倫理退到家族內部。這時，傳統道德被認為是私德，在公共領域，必須引進現代普世價值，如人權和公德，其基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顯然，建立現代社會，普世價值僅僅停留在家族以外的公共領域是不夠的，這時個人自主性亦是不完整的。即使如此，對現代普世價值的學習仍產生了巨大的進步。如中國當時學習西方憲政，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並經歷了第一次現代化的高潮。由於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問題如社會中層上移，社會整合解體。社會整合危機使得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被否定，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的背景。

　　正因為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普世的現代價值才能進入到家族內部，中國出現全盤反傳統主義和思想大解放，科學民主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幟。從此，個人從家長制和傳統有機體中解放出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成為中國第一次啟蒙運動。但是，從思維模式上講，中西二分二元論實現了終極關懷和理性的二元分裂，其結構是現代的。否定二元論結果是回到傳統的一元論，中國在全面學習普世價值同時發生傳統思維模式對普世價值的重構，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價值，並用它們建立了新道德意識形態。五四後是新道德意識形態整合社會，故啟蒙的任務沒有完成。而1980年代的第二次啟蒙是力圖實現第一次啟蒙未竟的事業，對道德意識形態進行反思，並把人從道德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仍然沒有解決現代普世價值和中國式現代觀念及終極關懷關係問題。

　　金觀濤和劉青峰持續至今的研究工作可說是80年代啟蒙精神的承繼。在“文革”中，夫婦二人就把反思中國社會和文化作為畢生的事業，也是他們學術探討中永恆的問題。80年代他們把學術思考跟啟蒙結合。啟蒙中斷了以後，思考並沒有中斷，他們仍繼續有關超穩定系統的研究。三十多年來，他們已寫了有關超穩定系統的三部著作，但這個思想探索過程對他們來說還遠遠沒有完成。近二十年來，二人其實是順著80年代提出的問題一步步往前走。1993年合著的《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在香港出版，力圖重新勾勒中國近現代發展線索；2000年又完成《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接著轉入用資料庫進行觀念史探索，201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金觀濤的《觀念史研究》，這本書力圖搞清五四新文化運動如何對西方現代思想重構，形成中國式的現代思想，並想在史學方法論上作出探索。表面上看，這些研究專業性極強，但都是指向80年代啟蒙時期尚未厘清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