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學會

好啦～經過幾天痛苦的課程後，今天又是個快樂的假期啦！

有鑑於上次我們自信的發下豪語要讓政大邁向國際化的道路前進

所以.....最基本的

就先從改變自己做起啦～

唯有擁有國際化的視野

我們才能擁有國際化的心胸～

講出國際化的語言～哈哈哈哈

來來來～這篇關於「中日關係」的文章的觀點很獨特

重點也用「藍色」畫起來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唷～

以下：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報》第187期2版“資訊”文章之一。

　　在新著《戰後中日關係：“不正常”歷史的過程與結構》中，劉建平博士採用獨特視角，對戰後（1945年）至1972年中日的“不正常”歷史進行了翔實充分的實證研究，認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並非是中日兩國人民互動的結果或“民間外交”漸進積累的勝利，而是國際格局變動的結果，並呈現二元性與非對稱性特徵。這一結論，對當前的中日關係史研究框架和範式構成了某種挑戰。

　　“政經分離”凸顯中日關係二元性

　　當前，國內研究中日關係史的學者多以1945年作為中日關係史研究的起點，而劉建平博士則將戰後中日關係的研究起點向前推進至抗日戰爭時期，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中國對日外交的相互關聯進行研究，由此填補了學術研究上的空白。
東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時期中日兩國共產黨的交流可以看做中日關係二元性結構的原型。抗戰時期以野阪參三為首的日本共產黨為中國共產黨的對日政策提供了雛形，即“人民外交”路線。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在闡述對日政策時最常使用“人民外交”，以及“將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將一小部分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區別”，甚至“將日本政府和廣大日本人民相區別”等話語表述，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受到野阪參三“日本人民”概念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外交”這一表述恰恰造成了中日關係二元性結構。因為，新中國初期的對日外交不以日本政府為主要對象，其“人民外交”只能是象徵意義上的同日本人民保持的民間友好。但“日本人民”並不等同於一般的日本國民，而是一個特殊的政治概念。從整體意義上來說，戰後不存在“日本人民”的可能而只存在著“日本國民”的事實。這在其後的遣返戰俘、簽署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時都得到了具體體現。直至在“長崎國旗事件”之後，中國政府調整對日政策的二元性立場，將處理中日關係的原則從“政經不可分”妥協默認為“政經分離”。　　

非對稱性影響中日關係至今

　　以“長崎國旗事件”為界，中國主張“政經不可分”的統一性原則，而日本則持“政經分離”立場。究其原因，這是由中日之間“不正常狀態”的第二個特徵——中日關係的非對稱性結構導致的。

　　這種非對稱性體現在很多方面：例如，在對國家主權的認可上，日本在加入聯合國之後獲得國際主流社會的承認，而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長期得不到恢復，日本同臺灣地區保持“外交”關係而孤立新中國；在經濟發展水準上，日本經歷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特需經濟及經濟高度成長期後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國，而中國則受到國際環境和內部政策失誤的影響，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狀態；在國際力量平衡上，日本戰後選擇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而中國在中蘇關係破裂後受到外部勢力的諸多封鎖和威脅。這種國家間關係的非對稱性給新中國對日外交造成了一系列困難，而相關決策後果對當今中日關係的不穩定仍然有持續性和週期性影響。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談判中，中日關係非對稱性結構表現明顯。日本戰後將中日關係的核心問題從中國方面提出的“戰後處理”問題，轉換成了針對中國的所謂“臺灣問題”。日本企圖以此來逃避戰爭賠償和明確謝罪，並利用“日華和約”來回避其“道歉”和“賠償”的立場。中國受到資訊非對稱性的制約，在談判的過程中缺少反制日本的能力，比如只要抓住“日華和約”在吉田茂時代被嚴格限制於臺灣範圍內的資料，就可以挫敗日本“條約論” 的觀點。但中國當時缺少這種學術和法律自覺，僅將邦交正常化作為孤立的政治問題來處理，卻不利於在談判中推進我方利益的實現。如此，中國成為中日非對稱性關係中的弱勢一方。正是由於雙方在諸如歷史問題、戰爭責任問題和戰爭賠償問題上模糊不清的談判結果，某種意義上造成了一直以來中日關係的週期性惡化。

　　在書中，作者試圖找出戰後中日關係“不正常”狀態的原因。關於過程，作者提示中日關係在戰後的二元性和非對稱性結構是一條重要線索；關於結構，作者認為當時的冷戰國際體系結構，尤其美蘇兩極格局力量的此消彼長、東亞冷戰的轉型、中美關係的改善，是中日得以恢復邦交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呂耀東 王廣濤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網址出處：

http://sspress.cass.cn/news/209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