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學會

相信高頡學長大家都不陌生才是，因為他可是以會讀又會玩出名的呢!!!

其實版主一開始跟學長並不熟，但是他在課堂中的發言讓我對他印象極為深刻。

尤其他在研討會發表的一篇文章

之後才輾轉得知，學長是熱舞社的【重角色】，更讓我深感佩服。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GiDnPQsBb8&feature=youtu.be

當然~他的研討會文章也是相當傑出喔!!!

不過由於篇幅有限~所以版主只放上一篇文章的前言大綱部分給大家瞧瞧學長的風采喽!!!

需要詳細內容再跟高頡學長洽詢:)))

貪腐是經濟發展的蜜糖還是毒藥？
昆山和廈門的政治故事

高頡

壹、前言

貪污腐敗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蜜糖還是毒藥？本文將以David Kang在其書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提出的模型作為分析框架1，選擇昆山與廈門兩個研究個案，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認為，當國家與企業能夠互相牽制、彼此互為人質時，貪腐雖然存在但有限，這種權力平衡下的貪腐型態，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也使投資、協議的制定更為穩定且有效，而能成為經濟發展的蜜糖。但當某一方有能力壓倒對方，而弱方只能選擇扈從；亦即，若國家能大肆掠奪企業，或企業可無止盡地進行尋租時，貪腐將失去控制而氾濫，而這種權力失衡下的貪腐型態，則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毒藥。以本文挑選的兩個個案而言，昆山由於始終處於「互為人質型」的貪腐型態，適度的貪腐使得它能維持穩定且快速的經濟成長；廈門則由於處於「尋租型」的貪腐型態，使其經濟成長已出現減緩趨勢。

現有討論中國貪腐問題的文獻，多具有會對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的悲觀態度。何清漣認為，中國有限的市場化、舊有關係網絡、過去貪腐文化的歷史遺產等，都有利於貪腐的擴大。而這種具有普遍性的「權錢交易」，是當前中國改革存在的主要陷阱2。裴敏欣(Minxin Pei)也認為，改革開放後的分權化，使中國變成一個「分權化的掠奪國家」，這使得貪腐行為也朝向分權化的趨勢。處於分權貪腐的國家，將由於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與保障財產權，而出現阻礙經濟發展的風險3，諸如經濟混亂、增加商業成本、浪費與低效率以及國家資產遭到掠奪等現象4。從實證經驗來看，悲觀派認為貪腐對經濟發展的傷害包括：(1)銀行借貸的貪腐：企業必須透過賄賂，才能換取更多的稀缺資源與銀行借貸5。這種必須透過關係才能取得更多、穩定的銀行借貸的貪腐，除了惡化中國國有銀行的營運情形外，也導致國有資產的損失6。(2)土地租約的貪腐：改革開放後，地方領導擁有土地使用的支配權，他們可以決定土地分配給誰、如何分配以及租約價錢。這種由地方幹部設租金、企業尋租金的行為，也是貪腐的一種表現7。(3)基礎建設的發包權：企業需要經由賄賂政治菁英，才能取得發包同意權8。總結上述悲觀派的觀點，中國的改革開放給予幹部進行貪腐的機會，且當前更有嚴重、擴大化的趨勢9，它製造出阻礙經濟發展的毒藥，成為中國崩潰的重要原因10。

本文不完全同意上述的觀點，「貪腐與發展」並非僅存在直線性的負面關係。事實上，悲觀派的內在邏輯有很深的西方思維傳統。在一個政治文化講求平等、公平參與，經濟生活強調自由市場，以及政治體制健全的西方國家內，貪腐當然是不被允許的；但如果在一個制度尚未完善、現代化仍是進行式的「發展中國家」呢？貪腐對於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或許有不同的詮釋空間。

不同於悲觀派的觀點，另有一些學者認為，貪腐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並非全然都是負面的。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當一個政治體制不健全的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時，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對某些集團對其權威(Authority)的挑戰。此時，貪腐能夠緩和各集團要求改變政策的壓力11。杭亭頓更認為，貪腐或許有助於衝破傳統法制對經濟發展產生的限制，反貪腐反而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例如埃及的例子12。Shaomin Li和Judy Jun Wu認為「公共信任」(Public Trust)的存在與否，決定了貪腐是否能「增加經濟效率」。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強調「關係」與社會網絡的重要性，使得「行賄者」與「受賄者」彼此之間有高度信任感，貪腐因此能有利於經濟發展13。然而本文認為，以文化因素的解釋具有兩個缺點。第一，缺乏概念的操作化，亦即它無法提供測量該概念的指標，使得我們很難確認公共信任是否真的存在於中國。第二，文化是一個相對恆定的概念，如果公共信任長期存在於中國的話，我們很難解釋為何當前的貪腐有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以前的貪腐卻沒有讓中國「經濟起飛」？事實上，中國的經濟起飛是「遠離統制經濟，邁向市場經濟」的結果，因此，如果要解釋貪腐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勢必得從改革開放後經濟體制及國家與企業關係的轉變進行切入，探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治、經濟菁英的貪腐行為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本文認為David Kang於2002年出版的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提供了本文所需的分析框架。他以國家與企業的強弱為分類標準，建立一個類型學(Typology)，探討不同國家企業關係下的貪腐型態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他根據該模型並比較南韓和菲律賓後，得出了貪腐不盡然阻礙經濟發展的結論；要判斷貪腐是有利於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標準，應該是不同國家與企業互動關係下產生的貪腐型態，而並非貪腐本身。David Kang認為他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也可以用來解釋台灣和印尼的個案14；然而，他卻沒提到他的模型能否解釋中國的個案，本文既然是以他的模型為分機框架，自然希望能夠補充缺少中國個案的這一部分。
本文共分為六大部分，第二節介紹David Kang提出的模型，目的是讓讀者瞭解該模型。第三節是研究設計，首先是修正Kang的原模型，目的是在套用他的模型解釋中國時，不至於出現明顯的扭曲，以增強本文個案分析的效度；其次是進行概念的定義與操作化，以及明確本文變項；最後將解釋選取個案的理由與說明資料來源。第四、五節分別是昆山與廈門的個案研究，討論其各自國家企業的關係、以及貪腐型態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第六節是結論，提出本文研究成果對認識中國的發展經驗以及「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可能存在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