邇來社會各界為人才出走、大學畢業生拿22K月薪等「學用落差」問題，議論紛紛，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已經是多年來盤根錯節、糾葛難解的問題。然而，始作俑者教育部難辭其咎，而且這是歷任部長的「歷史共業」，應先究查原因，再求解決之道。

    　先從當前學術界問題談起。若向各大學的教學、行政人員訪查，大概八九不離十，會把問題矛頭指向大學評鑑制度。大學評鑑的立意良善，然而「橘逾淮則為枳」，大學評鑑的要求讓大學教育品質因評鑑而走味，實為始料未及。

    　大學評鑑要求受評鑑學校教師有SCI、SSCI、TSCI等專業學術論著，原本目的在於鼓勵大學教師戮力於專業，然而卻也導致大學教師為求生存，以研究為重，忽略了大學作為教學機構的初衷。於是評鑑項目又增加了教學品質項目，從而對大學教師的要求，說好聽是要研究與教學並重，但在執行上仍是研究為先，因為研究論著的發表篇數可以數量化，但教學品質卻難客觀衡量。而且，評鑑的權重仍以研究較高，因而專任教師的續聘及升等也以研究成果為主要考量，從而教師們投注在教學上的心力就相對減低，學生得到的教育品質也就難免打折扣了。

    　在學生方面，由於少子化的緣故，家長們無論如何都想讓孩子讀大學，以免「一人輸，全家沒面子」。因而捨技職學校，拼命往大學擠；教育部也「順應民情」，多年來一直開放技職、專科改制大學，導致大學供過於求，甚至指考分數7分、14分都有大學可以唸，結果台灣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比率遠高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諷刺的是，任何國際評比，只要將「國民受高等教育比率」納入衡量項目時，台灣的受高等教育人數比率即有助於排名美化，成為教育部多年來炫耀的「政績」。

    　除了大學評鑑對教師的影響外，大學生本身生活多采多姿，大都沒把課業作為主要的學習重點。雖然多元化的生活體驗，以廣義的教育而言，也有益於學生，然而大學生舉辦新生露營、系學會球賽、跨校活動等都成為請公假的「正當事由」，一學期才18次上課，這些活動就占掉了1/3至一半的上課次數，這樣的學習，能培養出多少的專業競爭力，自然也讓人質疑。大學畢業拿22K薪水，雖然學生覺得委屈，但對雇主而言，給予訓練還得付錢，22K的「在職訓練津貼」也不算低了。

    　如果大學部拿培養「通才」為由，作為產生「學用落差」的藉口，則強調專業研究的研究所，理當培養出具有專業競爭力的人才。事實上卻不然，教育部多年來陸續開放研究所設置的結果，學術圈內自嘲「博士滿街走、碩士多如狗」。每年大量「製造」博士、碩士，人數氾濫是「量」的問題，專業能力不足則是「質」的問題，這方面更令人擔憂。

    　放眼國內實況，由於研究所過多，為了招到好學生、招到足夠學生，碩士班的入學，「搶學生」情況已十分嚴重。在搶好學生方面，各個名校故意安排推甄、考試的日期，與他校互相「撞期」，讓學生只能選擇其一；初試之後，更要錄取學生報到、切結，不讓到手的學生流至他校。至於比較不具名氣的學校，為了招足學生，不但其推甄與考試日期必須早於名校，備取名額常是錄取名額的數倍，以免錄取學生同時考上其他學校而不來。此外，各研究所搶到學生之後，為了避免因對學生要求嚴格「口碑」不好，影響未來招生，因而有些碩士論文幾乎不如大學生的期末報告，但其成績卻少有低於90分以下者。

    　博士班方面情形更為嚴重。由於「失業博士滿街走」，許多研究所的博士班，為了招足教育部規定的最低名額。早已免掉入學筆試，美其名為書面甄試，事實上幾乎來者不拒。目前會就讀國內博士班的，大都是已無畢業後就業壓力的現職軍公教人員。對他們而言，拿到文憑可以晉級、加薪，「投資」一些時間與學費，其「報酬率」絕對划算。因而部分研究所的博士班遷就學生，主要上課時間改在周末及晚間；學科考試淪為形式，或是減少考試科目，而以其他方式代替，且將博士論文的要求水準降低，方便學生順利取得學位。其結果，研究所彷彿就是博士文憑製造廠，學術淪為市場，文憑成為商品。這樣的最高學歷能造就什麼人才？

    　因此教育部目前的要務，不是「人才白皮書」，那是國發會的工作。教育部應該痛定思痛，訂定「高等教育改革計畫書」，從大學部開始，直到碩士班、博士班，都應徹底改革。大學評鑑應大幅修訂，讓教師認真教學，也讓大學生不再只是「由你玩四年」；碩士生要能寫出最起碼的研究論文；博士班更應大幅裁撤，尤其歷年來博士生只靠現職軍公教人員充場面、「販售」文憑的研究所，其博士班都應裁撤。要之，為了台灣長遠發展，執政當局切勿任由學術淪為市場、文憑成為商品的情況，再繼續惡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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