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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翻譯書的認識論到大學教育中的翻譯書
文章網址出處:http://engsite.ncu.edu.tw/database/showfeature.asp?CO_no=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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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出2000年台灣大學所舉辦之「2000翻譯工作坊」，作者授權轉載
如果一本書，是一個作者對世界而作的一幅攝影、一張畫、或一形塑成長於那個世界中的人格，那麼那本書的翻譯，在台灣，就常常是一種「雙重曝光」、是一幅「塗抹在油畫上的油畫」、是一種「雙重或多重人格」。
有時你進入一個翻譯書市場，翻閱之下，你會覺得好像進入了一場化妝舞會，每一個成長於外國的人格，透過翻譯，都戴起了台灣的面具、塗上濃濃的台灣文字，大家在翻譯文化市場中光鮮亮麗、翩翩起舞，真像是一場翻譯化妝舞會的嘉年華！
（一）另一種物種
我們知道，從西方啟蒙時代以來，尋求「普遍語言」(universal language) 的各種企圖早已失敗；而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夢想，認為可以透過科學，營造出一種可以跨越各種語言文化的、不斷累積與成長的實證知識、實證語言，也早已在二十世紀中被不斷地質疑、批判、而放棄。過去認為，在兩種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之間，存在著可以跨越鴻溝的命題、（先天）觀念、邏輯、理性等等，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思辯與討論，今天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會承認，那些命題、邏輯、理性等等，並沒有真正的跨越語言文化的鴻溝，而是緊緊的與滋養它們的原初語言文化，綁在一起而不可強分。
在兩種語言之間，只有卑微的翻譯，沒有其他超越性的物種存在。
而一旦缺乏了超越性的保障，許多哲學家/歷史學家開始說，翻譯本身，是不能被確定的 (indeterminancy)，或者說，因為兩種語言文化之間，常常有不可共量的現象[1] (incommensurability)，所以，不存在一種確定的＼一一對應的翻譯。如此一來，一方面，傳統上高貴的、作為「真實意義」輸送管道的翻譯，成為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是所有意識型態、性別階級族群權力關係的藏身處。另方面，翻譯開始更類似於平民的、細瑣的、持續不斷的兩種文化語言之間的對話，它不再是單向的意義輸送，而可以是比較雙向的對話、傳話、模擬、註釋與詮釋、多嘴、甚至吵架等等。
總之，當翻譯的假面具──真實的意義輸送管道，被揭露之後，翻譯的潘朵拉盒子被打開時，我們怎麼再來看台灣的翻譯文化？簡單來說，今天台灣翻譯的傳統假面，仍然被高高的供奉著，但是，供奉桌下面，有意無意地，各種意識型態、性別階級族群權力的關係與偏見，卻藉著「西方來的真實意義」之名，發揮著各種影響力[2]。這就是為什麼，本文一開始我故意以一種「雙重曝光」、一幅「塗抹在油畫上的油畫」、一種「雙重或多重人格」等，來描述與嘲弄台灣今天的翻譯文化。
所以，一本本土書與一本翻譯書，十分不同。翻譯書，根本是種另類、是另一種物種。我們無論在閱讀、使用、教學、寫書評時，都需要有很不同的對待，這是我寫此文的一個堅持。我們知道，台灣的主流出版社，在主打一本翻譯書的出版時，常常動員好幾位學者，在不同的主流報章中不斷地寫書評與書介，但是，究竟有幾篇書評裡面，認真地討論到此書的翻譯或翻譯的成績呢？幾乎沒有──這似乎是朋友間公認的情況。但是，當翻譯的潘朵拉盒子已經被打開、或原則上已經可以打開時，為什麼大家都密而不宣[3]，好像不曾有這回事發生一樣？
（二）潘朵拉盒子中的錯誤
現在，我就從「打開翻譯潘朵拉盒子」的觀點，首先來談談翻譯中常見的「錯誤」問題。我認為，一般翻譯的錯誤，屬於真正不小心的錯誤，大概很少；許多錯誤，看起來好像是不小心的，其實只有孤立起來看時才好像如此。許多孤立的翻譯錯誤，如果「系統地」整體來看，常常可以顯示出譯者有系統的意識形態扭曲或偏見，顯示出譯者在翻譯書中的所謂「另一重人格」──它常意指著某些「男性」、「階級」、或其他「意識形態」等社會性的系統偏見或偽裝。
在這些譯者的意識形態扭曲中，「男性偏見」常常是最容易發現的系統性翻譯錯誤。在我過去寫譯評與校訂的經驗中，這方面的情況常發生，其實很值得一般寫翻譯書書評或導論時去討論與揭露[4]──例如像是一位男譯者，輕率而粗魯地去翻譯一位男醫生（如Freud）如何去紀錄一位具爭議性的少女（如Dora）的歇斯底里個案史的情況。另外的例子還有如一位男科學家，輕率而自以為是的來寫導言，完全忽略了一位女性主義作者（如Keller），如何苦心地去描寫一位傳奇性女遺傳學家（如McClintock）的故事。其次，特別在翻譯一些經典名著時，受到像左右派政治意識形態的偏見、還有東西方文化殖民與權力的影響，譯者因為自己原來的偏見，常常容易會系統性地遺漏或扭曲了作者犀利而不尋常的論點，並且草草地以一般泛泛的俗論、或想當然耳的說法來翻譯之，例如在翻譯 E.Said’s Orientalism這類的作品時，就很容易發生這種情況。反之，意識形態感受較強的譯者，也常會利用翻譯之便，藉著外國大師權威之名，實際上偷渡或強加自己的意思於譯文或譯注之中，如我過去曾討論過的「殷海光的海耶克」[5]。
同時，透過想當然耳的「比喻」、或是一般泛泛俗論的「典型例子」，這些系統化的扭曲翻譯，常常可以藉著本土文化氛圍的幫助，而在一本翻譯書中，雖然並沒有很大量的誤譯，但卻發揮著很大的扭曲力量，強烈地壓抑了原書的「人格」。這些問題，無論在性／別問題上的敏感偏見（如將 ‘sex is fun.’ 翻譯成「打炮很爽」），或是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措詞（如將 ‘radical’ 翻譯成「偏激」），都很多見，而且很值得注意。
所以，我們對一本翻譯書的評價，不能只是在「量化訊息」的概念預設下來評價說：翻譯書就是一群可以單純量化的訊息單元。所以我個人反對以下這樣的流行之見：「一本書雖然有翻譯問題，但只要『大部分』的意義都能保存、或說此書的『主要論點』至少有掌握到，就沒有問題了」。也就是說，翻譯的問題，常常不是「一小部份」、或「零零星星」的問題，而是「系統性」的問題。總之，透過這些系統性的觀察與揪錯，我們才能警覺到翻譯潘朵拉盒子中的怪物；而正因為注意到這些系統性的怪物，我們對翻譯細節「看似瑣碎」的評論、對翻譯書翻譯「看似學究」的要求，才不會被看成只是斤斤計較的吝嗇鬼、或甚至只是雞蛋裡挑骨頭的瘋子。
（三）泥沼中的揪錯
談過了翻譯中常見的「錯誤」問題，我現在來討論一下台灣翻譯書的「複雜性」與「泥沼性」，順便談談我自己的泥沼經驗與問題。
在今天台灣，一本翻譯書，常是一個複雜的生態圈，在原書的場域上，許多其他物種（或說行動者）開始寄生、尋求匿區、生存競爭與生態平衡：首先我們有譯者（群），然後有校訂者、寫導論與寫書評者的學者群與大學教授群，再來是出版社的編輯與順稿者；當然，這三組之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會依每一本翻譯書的情況不同而不同。其次，在上述三組的互動之上，有著另一組關係的互動，它們是出版社總編的營運與發展策略、出版社的公關（主流媒體、學者、廣告、推薦、書評等）、國外翻譯授權契約的條例、還有印刷廠的排版細節與錯誤等。最後，則是每個人的時間、利息、與金錢。幾乎可以這麼說，這個生態圈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熱帶雨林、一個大泥沼、甚至一個小小的渾沌。
所以，一本翻譯書的問題，常是個系統生態的問題。系統越複雜，個人在系統中就越無力、越無法起大的作用，同時，free riders 的可能性增大。整本翻譯書雖然不理想，但是也越不容易找出具體問題之所在，或誰該負責，除非有人準備不顧一切地跳入，花所有的時間，一個人來清理這一池大泥沼。
我現在以我近一兩年涉入「校訂」立緒出版社的《東方主義》翻譯書為例，來說明一下這個結構性的困境。沙依德 E. Said 的 Orientalism一書，當然是經典，台灣學界很多人都能朗朗上口幾句，但是一談到翻譯，誰願意來作？立緒當初買到翻譯授權，幾位原來有興趣的准譯者，後來都紛紛打退堂鼓。結果，在很曲折的過程下，此書最後分配到的譯者竟然有六七位，而且背景學歷彼此有相當大的區別[6]！所以一開始，此書的翻譯計劃就是個典型的泥沼結構。後來立緒找上我來作校訂，我在邀得廖炳惠教授一起來校訂的前提下，竟然也答應了。我過去沒有做過如此大的翻譯校訂工作，這次的泥沼經驗，我學到很多，本文也是我反省這個經驗的一部份。
一開始，我就企圖從我的翻譯哲學觀點來作校訂的實踐，後來我刻意要寫一篇「翻譯在東方──《東方主義》校定序」，完全不同於一般的導讀或介紹，要集中於翻譯與校訂本身，希望如此能夠引起一點注意。後來，實際校訂的過程，也頗令我驚訝，因為真正所需要的校訂時間與精力，遠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此翻譯書的校訂問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結束[7]。後來發現根本校訂不完，臨時我們又找了蔡源林教授來分包校訂工作與責任，雖然時間問題有所改善，但是也同時增加了這本翻譯書小系統的複雜度，其中的管理與責任歸屬問題，至今沒有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一本書的翻譯原稿品質問題太大，使得整個校訂、聯絡與溝通的問題系統過於複雜、費時費力，還不如根本重新責成專人重譯，這是很多翻譯出版社與譯者的共同經驗。
總之，雖然此翻譯書已經出版，但是校訂與翻譯的工作並沒有結束。透過一些方式[8]，我們企圖請有興趣的朋友們也來加入非正式的校訂，或說公開徵求「翻譯揪錯」，告訴我們此書翻譯中仍沒有找出的問題。後來《東方主義》「修訂版」的出現，是個第一步的努力，但是之後透過朋友的指正，今天又有新的翻譯／校訂問題出現，促使我們這個校訂的過程仍然繼續下去。這些發展，驚懼之餘，一方面起碼可以讓大家理解到──透過此書的校訂與揪錯──台灣今天一般性的翻譯與校訂問題，另一方面，我也清楚地看到，新的翻譯問題之所以層出不窮，正是因為此翻譯書的系統過於複雜所致。好個一池的大泥沼！
行文至此，可以引出一個新問題：為什麼台灣的翻譯書，它的翻譯系統，今天越來越複雜？它又如何反過來影響到一本翻譯書中間的譯者、校訂／審定者、導言作者等的互動關係？
（四）翻譯「審訂者」的台灣知識考古
近年來，台灣的翻譯書，特別是比較學術類或科學類的，有個現象，那就是一本翻譯書，除了作者、譯者之外，還有個「校定者」或「審訂者」的名目。這個審訂者，往往是某大學的教授，可能被認為對此書的主題有點研究，故而特別請他/她來「審訂」此書的翻譯，並透過其大學教授的知識權威，來對此翻譯書作某種程度的「認證」。這個「審訂者」的現象，在近年來的翻譯出版界，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詳。
可是，如果我們換個「比較社會學」的觀點，就會覺得，台灣當代的這個「審訂者」現象，其實非常的特別。就我的認識所及，西方當代許多著名的翻譯書，幾乎沒有聽過有甚麼審訂者的；頂多，出版社會請某教授來為該翻譯書作序、寫導言而已。從當代歐洲、英美、日本、中國等，我所知道的翻譯書，大概都是譯者本人對該書的翻譯來負全責的。有趣的是，也許正是我們對台灣當代翻譯書的「審訂者」現象，早已熟悉，以致於「見怪不怪」了。
甚至，如果我們簡單作一點知識考古，就會發現，這個「審訂者」的台灣當代史，其實並不長。我們可以回想，或者看看台灣三四十年前幾個比較有名、有影響力的翻譯書版事業，從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協志工業的翻譯叢書、台銀經濟研究室的翻譯叢書、到今日世界的翻譯叢書、還有水牛出版社的翻譯叢書等等[9]，雖然這些翻譯書相當多，而且水平也不一定就好，但是基本上都是譯者來負全責的。而且這些譯者，其中常不乏名家，或是由名人/作家/教授等親自揮汗來從事翻譯的。就以志文的新潮文庫/譯叢為例，我就沒有看過有審訂者、也沒有由其他名家來作導言的例子。甚而常常還看到，由一些比較不知名的譯者來執筆寫長長的「譯序」（其實就是導言），或乾脆由文庫的「編輯室」來寫導言，而沒有明確的導言作者。而一些過去大陸名譯者的翻譯，也許是因為政治關係，書雖然在台灣出版，但是譯者的名字倒時而被抹消與變造，更顯示了過去譯者的樸素特色。
總之，如果我的估計與印象沒有錯的話，台灣二三十年前的翻譯文化，譯者的地位相當唯一而單純，完全沒有像今天那樣的一大堆審訂者、總校定（或總校閱）者、大導言者、以及一群群的序言教授那樣，盤據在翻譯書的結構中，佔著某種特殊的時代地位。但是，這個由單純、樸素的譯者所建構的翻譯書，在八零年代，卻開始有了相當的變化。
透過我自己的一點瀏覽與估計，大概是在後美麗島時代的台灣，也就是八零年代初，帶者某種知識權威的審訂者、校定者的新身份，開始進入台灣的翻譯書文化中。例如巨流在1981年出版上下兩冊的《當代文化人類學》，由于嘉雲、張恭啟翻譯，卻由陳其南來掛「校定」。又如聯經在1981年左右開始陸續出版的「現代名著譯叢」系列，每一本譯書都以顯著的「高承恕、郭博文主編」來標示。在整個八零年代的過程中，這個校定者、審訂者的新風氣新身份，在台灣的翻譯書文化中，開始明顯地成長。一時之間，許多當時的名教授，都紛紛成為明顯標定出來的校定者、主編、總校閱等，如蕭新煌、李亦園、林義男、謝高橋、丁庭宇等等。這個趨勢更有趣的發展，大概是在八零年代末左右，當時桂冠開始比較大量地進口大陸翻譯書，將它們安置在一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之中，但卻同時組織了一大批台灣的學者群，分門別類，作為該叢書的「編審委員」，由楊國樞教授領軍，洋洋灑灑八十二位學者教授[10]，共同為這個譯叢背書。而在同一個時段裡，遠流從1982年開始，請吳靜吉教授主編，號稱要在五年之內，出版三百多本翻譯書[11]（或以翻譯為主），構成所謂的「大眾心理學全集」，而在許多譯本之中，就常有教授寫的「專文討論」。
在這樣的趨勢下，九零年代初張老師出版社銷售了大為成功的「金賽性學報告」三冊翻譯，由四位譯者進行翻譯，但是卻有三位審閱教授，晏涵文、江漢聲、馮榕，並且分別寫了三篇中文版的序，這樣的陣仗，可說是前述發展的高峰了。當然，這個過程中，卻很少聽到人談這三冊書的翻譯到底如何，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在同一時段內，1991年開始，天下文化開始打出翻譯書界的新方向，所謂的「科學人文」系列。他們以包裝精美、密集編輯、舒適閱讀為前提，並由「科學月刊」的菁英教授群為「策劃群」[12]而翻譯出的一群最新、最炫、最引人議論與注目的科學（普及）書籍──混沌、居禮夫人（及其外遇）、全方位的無限（複雜生命）、科學奇才費曼博士、理性之夢、蘇聯氫彈之父/人權鬥士，一起構成了1991年第一批的七本翻譯書。當然，在這個科學人文系列中，除了那些由名科學家自行翻譯的之外，幾乎每一本翻譯書都是由科學家教授作審訂/校定、寫導讀、寫序言等等，完全符合台灣當代的標準翻譯書格式。
但是，一本台灣當代的標準翻譯書格式，它與「翻譯」本身的關係是甚麼？很遺憾的，我覺得，常常沒有甚麼關係。今天，我們可以這麼說，絕大部分的台灣翻譯書，它們的導讀、序言，都不談、不討論該書的翻譯，而一般讀者，當然也不清楚這些翻譯書的審訂與校定究竟作了甚麼，同時，除了也許該書的包裝精美些、洋化些，讀者甚至可能會覺得該書的形式與一本普通的本土著作沒有甚麼不同。這個現象，也可以從主流報章的翻譯書書評、書介中可以看出來。讀讀那些書評、書介，如果我們同時遮掉外國人名、地名的話，那麼那些文字、論點，就常與本土書的書評很像，普通讀者認不出這些外國書的影像。更不用說，這些書評書介，當然不會去談到、也無暇去考慮到該翻譯書的翻譯本身。
從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觀點，我們進一步考慮一下前面提到的八零年代的新風氣與新身份：翻譯「審訂者」的興起。在八零年代的台灣，我們首先可以注意到中間自由派學院教授在後美麗島時代的興起，其次，解嚴前後，改革派學院教授在台灣的文化媒體界取得了更大的發言權與文化資本，這一切，與六七零年代時台灣學院教授的小心謹慎與保守作風，是有相當大的區別。所以，大概在解嚴前後配合著台灣報章媒體的擴張，學院教授們由文化媒體界進而進入出版界，似乎是個很自然的發展，也就促成了本節所追溯的台灣翻譯文化中新身份的出現。但是，這個新身份的出現，對於台灣翻譯文化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本文的立場，較傾向於負面的看法。
首先，教授審訂者進入翻譯書結構中，首先受到擠壓的，自然是前面提到的六七零年代「唯一而單純」的譯者身份。我們所觀察到的整個趨勢，似乎是譯者的身份逐漸降低、除了少數例外，一般的譯者更不易知名，而且譯者的專業性，也可能在翻譯市場結構的改變中，逐漸消失[13]。六七零年代廣為人所稱頌的「好譯者」現象與知名度，現在逐漸減弱。代而起之的，是日理萬機、出國頻繁、博碩士生還有計畫一大堆、而竟然仍有時間來作點審訂、寫點導讀的學院名教授，而他們在文化媒體露面的機會與知名度，自然要遠遠超過一個今天可能是他們學生的譯者。這種擠壓的後果之一，對一個有心於翻譯的年輕人而言，有時反而是儘量不要太專業，要多多嘗試各種不同類型書籍的翻譯，以多才多藝的翻譯經驗與名校外文系畢業生的身份，來取代過去較為狹窄但卻專業的翻譯能力。這是以量、以面來取代過去的專精深入，畢竟，今天所謂的專業，已經有學院教授在把持了。
這樣子的「忙碌審訂者」與「多才但非專業譯者」的翻譯社群分化，所導致的後果會是甚麼？在台灣這個不重視翻譯學術資源的學術界中，有幾位學院教授可以成為真正的專業翻譯審訂者或校定者？又他/她們如果親自操刀翻譯，可以翻幾本？另方面，外文系背景的多才多藝非專業「譯者社群」，成為今天台灣科學人文社會類翻譯書的主要譯手，翻譯出來的書籍，又常會是個甚麼樣子？在更壞的情況中，我們還可以預見到審訂者與譯者這兩個次社群彼此的漸行漸遠，二者中間的空洞會益形巨大。
我們現在就以兩個問題，來小結一下這場對「審訂者」的知識考古追溯。
在一個大家都承認翻譯專業不足、翻譯水平亟待提升的社會裡，一本本到處流通的翻譯書，雖然光鮮亮麗，但卻儘量去隱藏它的翻譯本質，連帶到該書的導言、序言、書評、書介都不去討論該書的翻譯，把原本可以打開分析的翻譯潘朵拉盒子，繼續隱藏成黑盒子，那麼這種翻譯文化的意義是甚麼？
反過來說，在一個大家認為翻譯不是學術、翻譯不該給 credits、而且翻譯水平又嚴重偏低的社會裡，翻譯書卻在台灣九零年代後期以來大行其道，從主流報章的讀書版、開卷欄、到主流出版社的翻譯系列、暢銷排名，乃至於到今天大學校園、大學教育、通識教育中翻譯書的大幅使用[14]，這一切，又代表著一種甚麼樣的翻譯文化？
（五）大學教育中的翻譯書黑盒子
上節提到台灣翻譯書的「隱藏性」與「黑盒子性質」，這個現象，在今天台灣的大學教育、通識教育中，也很明顯。首先，許多學生在閱讀時，一本本土書與一本翻譯書，可能沒甚麼不同。看懂了就是看懂了，但究竟是道理懂了還是懂了翻譯書編輯想當然耳的「順稿」，不知道。看不懂的都是不懂，究竟是道理不懂還是翻譯文字令人看不懂，二者之間很難區分。一般學生在概念上甚至沒有這個區分，更不用說根本沒想到、也沒辦法去檢查原書的翻譯了。反正，在一般報章上，學生的師長輩在寫翻譯書的書評、導言時，也從來不談該書的翻譯，那麼學生們又為什麼要自找麻煩、去注意那些翻譯呢？這是翻譯書在「閱讀行為」上的黑盒子性質。
其次，我們來討論在「教學行為」上的翻譯書黑盒子性質。這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問題，我們曾特別為此去訪談了在大學通識課程中使用不少翻譯書的幾位教授[15]，請教他/她們為什麼在教學上要使用翻譯書、又如何選擇翻譯書等問題。我們選擇近年來頗為風行的「大學通識課」作為討論的主要對象，是因為一般人常認為通識課程不必特別要求專精與深入[16]，所以進行原文書的閱讀要求就很少。反之，因為通識似乎著重在「廣博的見識」云云，幾位受訪者都覺得國內學者自己寫的書不夠廣博、不夠新穎、或根本無趣，甚至在某些重要領域中，雖然偶有短文，但是自成系統的書籍則根本不存在[17]，在這些情況下，在通識課程中使用翻譯書，就成為一個很邏輯的選擇。
但是，如果想用翻譯書，今天市面上的翻譯書車載斗量，多的是光鮮亮麗、新穎廣博，那麼大學教授們怎麼選擇恰當的翻譯書給學生們上課閱讀呢？我們覺得，除了少數與翻譯界有密切聯繫的教授，多少知道點哪些是好譯者之外，許多教授並沒有甚麼很可靠的參考。有的人選用某些翻譯書，是因為那些是過去學弟妹所翻譯的，「起碼對那一行瞭解較多」。有的則以自己閱讀的感覺來作判定，由「讀起來順不順，文字是否通順、說理是否說的通」等等來判定。另外有的則以主流出版社的名翻譯系列、有名教授審訂等等為依歸，最後，有些教授則乾脆以翻譯書的主題來作篩選，「看看主題重不重要」，或者「與上課的主旨是否關連」。
但是，從上面我們所聽聞到的選擇標準看來，其實都是有問題或可以商榷的。同行作翻譯，並不能就保證比較好，它只是專業好翻譯的一個必要條件，何況，前面提到的許多台灣翻譯文化的問題，都需要在「同行」之餘，作進一步的檢查、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作分析。其次，今天翻譯出版社編輯的「順稿子」技術是很有名的，所謂的「文字通暢、說理通達」，這些其實是可以閉門造車，透過順稿子技術建構出來的，而不必與原文書有關。即使我們讀過的一本名著，在閱讀該著作的翻譯本時，如果不時時對照原文，也常會被似是而非的譯文所瞞混過[18]，這正是本文第二節談「錯誤」時提過的：翻譯中想當然耳的「比喻」、或是一般泛泛俗論，常藉著本土文化氛圍之助，發揮著系統化扭曲的力量。
至於市場名牌的保證又如何──主流出版社的翻譯系列、名教授的審訂？從前面所提的許多問題看來，大概並沒有甚麼保證，我們更不知道名教授審訂了甚麼，反正名教授的導言、序言、書評書介，從來也不討論翻譯。這是名牌的黑盒子，靠著「大家不去談它」而隱藏起來。本文第一節談到的，作為翻譯的假面具──真實的意義輸送管道，也因為是名牌，而不需要作進一步的揭露與認證。還有名教授的導言，常常發生問題，早已不是新聞。問題是，在原文書大家不看、譯者本身知名度不高、而名教授的導言既是通俗易讀、又具知識權威性時，導言的發聲，自然常是一本翻譯書「多重人格」中的那個最具宰制性的人格。
前面訪談所提到的最後一種評選標準，「以主題來作篩選」，似乎同樣是問題重重。主題正確，何以能保證翻譯水平？不過，因為翻譯書常被大家認為是「新穎、有趣、又廣博」，所以，甚至在今天，一本某某（國外）得獎的翻譯書，透過出版社與相關媒體及教授群的力捧[19]，仍然可能在文化學術圈中帶起小小的風潮。有趣而諷刺的是，這種帶動風潮的力量，台灣今天的本土書與原文書大概都還作不到，還是得靠最新、最炫、國外最流行的得獎「翻譯書」！甚至，當一本爛翻譯書，被仔細的譯評[20]已經批的問題重重後，但是因為其主題正在當今學術界當紅，仍然可以得到國內主流媒體「翻譯好書」的大獎，如近來發生的《二十三對基因》的翻譯書事件。
當然，在翻譯書的選擇標準上，最後一個明顯的問題，我們問教授們是否（或為什麼不）自己拿原文書來對對看這本翻譯書？通常的有趣答案是，原文書根本找不到[21]！其次有時聽到的是，教授「沒有時間」來作對照檢查。
如果從「教授如何選擇教學中的翻譯書」這問題，我們看出問題重重，那情況自然比一個人自己如何選擇翻譯書來閱讀更嚴重。因為自己選擇出了問題，自己倒楣而已，但是上課選擇翻譯書出了問題，那就是真正地誤人子弟了。
最後重複一點。翻譯書的問題，在今天台灣的大學教育中，其嚴重性其實比我們一般想像的要大。以英文為例，台灣今天，比過去更徹底地處處為英文所滲透，但是一般大學生或研究生的英文程度，比起二十年前的情況來說是如何？也許除了一小部分有美國家庭背景的學生，英文比過去要好很多之外，可能大部分的學生，英文是比過去差。網路、電視與圖片的流行、國內自己本土出版品的素質提升、還有市面上翻譯書的流行與自由放任式的使用與教學，都使得我們對於學生英文程度的要求降低。但是，根本而言，是我們今天台灣的文化學術界，一直沒有真正認真的來檢討我們的翻譯，反而有意無意地被當今翻譯文化中的「翻譯隱藏性」、「隱藏書黑盒子」所誤導，至今仍然不願意去打開那亟需分析的「翻譯攀朵拉盒子」。
參考文獻
朱元鴻、傅大為編，2001，《孔恩：評論集》，巨流圖書公司。
傅大為，1988, 冬，「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到台灣的殷海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卷四期，pp.11-56.
傅大為，1994，Mar., 「少女身體的中文翻譯：簡析“文榮光的杜拉”」，《中外文學》, No.262, pp.8-16.（志文／新潮《少女杜拉的故事》翻譯書譯評）
傅大為，1996, Jan.,「玉米田裡的失誤──略談『性別與科學』的譯介」，《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37。（天下文化《玉米田裡的先知》翻譯書譯評）
傅大為，1998, Mar.,「台灣『文化國際化』的一些問題─從通俗科學的『翻譯文化』到國科會的『精英文化』」，中研院民族所，「中國文化新探：地區分岐與國家整合」國際研討會。
傅大為，1999, 「翻譯在東方──《東方主義》校定序」，見立緒出版，《東方主義》，游美惠、游常山等譯，書前頁，pp.15-18.
傅大為，2000-1, 國科會八十九年度研究計畫「過去十年台灣的翻譯文化：從科普到人文」，NSC 89-2411-H-007 –053
潘震澤，＠＠，網路 ex-《明日報》「挑戰翻譯書」專欄中對《二十三對基因》翻譯書的的譯評。
《東方主義》，薩伊德著，修訂版，2001, 二版二刷。王志弘、王淑燕、郭菀玲、莊雅仲、游美惠（主持）、游常山譯。傅大為、廖炳惠、蔡源林校訂。廖炳惠、蔡源林導讀。傅大為校訂序與校定再記。立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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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的完成，特別要感謝輔仁大學社會系成令方教授的協助、討論與意見、還有共同訪談了幾位使用翻譯書來教導通識教育課程的教授。筆者本來力邀成教授成為本文的作者之一，但後來在她一再力辭之下，只好以目前的面貌呈現出來。同時，筆者也要感謝四五位教授接受了我們的訪談，並提供了許多關於使用翻譯書上課的寶貴意見。
[1]關於國內學者近年來對孔恩的不可共量性概念，還有其他相關問題的討論，請見（朱元鴻、傅大為，2001）。
[2]過去我曾對這類問題，作了一點一般性反省，請見（傅大為，1998）。
[3]我過去曾如此抱怨過：「一個不明就裡的讀者，讀了這些評論名家們的序、推薦、書評後，大概還以為該書是個了不起的台灣人所寫呢！當然，那些意氣飛揚的評論家們，在評論這些書時，大概也想像自己正如《紐約書評》中的大書評家一般，談天說地、左右開弓，根本忘了自己只是在東方台灣島的某某報章中，評論一本爛翻譯書」，見（傅大為，1999）
[4]請參考我1994 與 1996 兩篇譯評，它們分別去討論佛洛伊德的個案研究 Dora 的中文翻譯《少女杜拉的故事》，還有女性主義者 Keller 對 McClintock 女性遺傳學家的翻譯：《玉米田裡的先知》。兩本翻譯書，都顯示了系統性的性／別偏見與問題。
[5]譯者常膨脹與誇大原作者的意思，並透過譯注，把它用到原作者夢想不道的地方去。這邊的例子是五零年代的反共寶島台灣。當年的批判性哲學家殷海光翻譯、或說譯著，的是奧地利名經濟學家海耶克 (Hayek) 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是一種「策略性的編譯」，民國初年的學者，常常喜愛使用。請見我過去對「殷海光的海耶克」之討論（傅大為，1988）。
[6]根據一位主譯者的解釋，立緒所給的翻譯時間壓力非常大，所以不得不一再把翻譯分包出去，以爭取全書譯完的時間，我當時沒有介入此書的翻譯本身，因為我自己的時間也明顯不夠，雖然我很喜歡此書，特別是從西方漢學史的角度來作借鏡。
[7]雖然此翻譯書目前已經二版二刷，但是校訂的問題仍然常常出現，令我們驚懼不已。
[8]例如，透過幾個網站與口傳，我鼓勵大家揪錯，起碼在我負責的校訂部份（緒論與第一章），發現一個錯誤，酬勞新台幣一百元，目前已送出兩三千元。另外，中國版的「東方學」翻譯書也開始在台灣流傳，這兩本翻譯書的潛在競爭性，使得此書的翻譯與校訂，增加了新的一層張力。當幾位朋友向我們提到此書翻譯的問題時，都同時以中國的翻譯本為對照。事實上，中國譯本的出現，使得台灣譯本的揪錯更容易進行。同時，請參考在此翻譯書的「修訂版」中，我後來加上的「校訂再記」。
[9]國立編譯館的翻譯是個比較困難去評估的例子。一方面它的歷史極長，一直延續到九零年代的最近，故比較難算是「過去」的翻譯事業，另方面，它除了許多書是國人自己寫的外，過去它還出版了大量的「編譯」著作，很難分類，今天也比較少見，故而需要進一步的考慮與分析。另外還有商務出版社的「人人文庫」翻譯叢書，不過此類叢書的很多翻譯都是過去大陸時代的譯者與翻譯，與台灣戰後的脈絡關係似乎不強。順便在這裡也可以提及在七零年代的「幼獅譯叢」，當時也都沒有所謂的校閱者、審訂者等身份的出現。
[10]很慚愧的，我當年也列身其中，屬純粹掛名者。
[11]實際上，到1989年，大概只出到一百二三十本。
[12]主要為林和、牟中原、李國偉、周成功四位理工及生命科學的著名教授，透過「科學月刊」的長年經營，他們在科普與科教界也十分出名。他們時而也親自操刀進行翻譯。
[13]感謝成令方教授在這類問題上所提供的意見、觀點、與經驗。
[14]甚至，一些大學教授、乃至講座教授，今天已經公開在自己的學術論文註腳中、參考文獻裡，不斷地引用台灣或中國的問題翻譯書。這個現象本身，值得進一步地去研究。目前，英翻中的問題很明顯，但日翻中的問題也存在，只是比較少被討論。
[15]目前我與成令方訪談了四位教授，分別來自淡江、台大、交通、清華四個學校，他/她們都有在該校的通識課程中授課。我們很感謝他/她們所提供的時間、耐心、經驗與看法。筆者也特別要感謝成令方教授在訪談問題上的各種協助與分析。
[16]當然，反過來，這並不是說在一些研究所的課程中，學生就一定會讀原文書──即使教授有所要求。學生可能在課堂書桌下、研究室裡、宿舍中讀翻譯書來搪塞矇混過關，但目前我們沒有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17]從「為何要使用翻譯書」的回答看來，它們常蘊含著對國內學者很中肯的批評。國內的學術研究，這十幾二十年來，常常以國科會每年一度的研究獎助為中心，這種學術規訓型態，自然不會鼓勵學者去寫自成系統、但卻曠日廢時的書籍了。這個問題，過去已多有學者批評過。也請參考（傅大為，1998）。
[18]這是我「校定」立緒出版「東方主義」一書原初翻譯的教訓，一些其他朋友也有類似的經驗。
[19]根據我過去在歷史所上課討論台灣當代「翻譯科普書籍」的結果。同學們常發現一本主流出版社主打的翻譯書，被五六位以上的名教授，在不同的主流媒體上分別、分時段寫「書評」來推介，的確造成了可觀的宣傳效果，甚至宣示了一個新方向的來臨，如近來人類基因體所顯示的。關於台灣翻譯書評的文化，我們累積有相當多的資料，可供有心的朋友進一步作分析。
[20]可以參考潘震澤教授在網路「明日報」中「挑戰翻譯書」的譯評。＠＠
[21]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一方面，顯示國內翻譯書與該書的原文本的連結，除非是經典名著，否則是非常的微弱，十分難找。另外，也顯示大家對於翻譯書是否忠於原文書的問題，並不感興趣，常被認為是個該儘量避免的麻煩。我過去有幾次曾被出版社邀請來寫翻譯書的序言，但我有個簡單的要求，就是要對照看看原文本。可是這要求一旦提出後，原來的「寫序」請求常常就無聲無息的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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