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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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之一：銳意求新，但尚有欠缺

聽到陳永發教授的名字，是十多年前的事情。當時在和範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的通信中，得知他有一個非常出色的學生，在從一個與眾不同的角度，來寫中共抗戰時期的歷史。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大概是在1986年，範教授寄來了這本他十分推崇的著作：《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陳永發教授出版的這本書，給史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往西方的中共史研究著作，通常以討論中共上層的權力消長和路線方針為主，陳教授的這本厚達690頁的著作，卻著眼於中共在傳統鄉村中的作用與反應，深入地探討了抗戰期間中共在華東和華中地區發動、組織和武裝農民的複雜情況，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極具新意，且有相當說服力的關於當時歷史場景的描述。它獲得當年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有關東亞研究最佳著作獎，應當說是當之無愧的。

陳永發教授的第二本書，即他用中文在台灣出版的《延安的陰影》，筆者是1992年在美國看到的。這本書同樣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有關延安整風的情況，在各種文章中談論得不少，系統的研究卻鮮有人做。他不僅抓住了這個十分重要的題目，而且深入了進去，做得很有特色，再度顯示了其治史的深厚功力。

幾年前，已聽說陳永發教授開始根據吳大猷先生的意見，與劉廣京、張玉法兩先生共同編寫一套專門寫給年輕人讀的“最近兩百年中國史”，陳教授主筆“中共篇”。既然是寫給年輕人讀的，自然要通俗、簡明，提綱挈領，字數尤其要少而精，以他20年來研究中共專史的功夫和經驗，寫成這樣一部小書，自然是手到擒來的事情。不期然，8年過去，他竟然再度推出一部厚達1000餘頁的大著出來，直逼當年台灣中共史權威郭華倫、王健民等人的鴻篇巨制了。 [1]

以個人力量寫成一部中共通史，這在台灣似已成為一種“傳統”，但其難度之大，對寫史者各方面的知識、訓練，特別是對其掌握資料要求之高，卻未必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在大陸中共史研究尚未開放，海內外相關檔案資料還十分有限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要憑藉台灣所藏中共歷史文獻，出版幾部中共史著作，雖然缺漏錯訛在所難免，但也必有些許新意，總是聊勝於無。記得筆者當年初涉中共歷史，就曾津津有味地翻閱過郭華倫、王健民、司馬璐等幾位先生的中共史大作，從中有所受益。

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中共史研究早已越過了從郭華倫、王健民等人的著作中汲取知識的年代了。無論在大陸，還是在歐美，無論是就其深度，還是就其廣度而言，隨著大批檔案資料的開放，中共史研究較之當年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特別是這十年來，中共史研究已經大大突破了郭華倫、王健民他們那個30年（1920－1949）史的範圍，更多的已經轉向了後40年（1949－199？）的研究，這就使得任何以個人的力量來編寫一部中共通史的努力，變得益加困難。正因為如此，當筆者聽說陳教授正在把他那個10萬字左右的小書擴展成一部通史之際，第一個感覺就是擔心。

陳教授的勤奮與刻苦大概鮮有人能夠企及，但他並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快手”。 [2]他寫《Making Revolution》，研究抗戰8年期間中共在華東、華中根據地的歷史，用了10年時間；寫《延安的陰影》，研究延安一個地區3年左右的整風運動史，也斷斷續續用了七八年時間[3]。可想而知，同樣用8年時間，要想寫出一部高質量，且具有相當新意的中共70年史，豈是易事？

凡是讀過陳教授第一本書的讀者，當然記得，他的這本書，除了選擇了一個非常好的研究視角以外，尤其重要的是，其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的文獻及檔案資料的基礎上，並輔之以一定數量的當事人的回憶資料，很少利用現成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該書徵引及參考資料多達650餘種，直接參考今人的研究成果僅80餘種，80％以上的資料是其他人很少利用，甚至是作者獨自發掘的第一手的歷史文獻資料或回憶資料。也正因為如此，該書才會新意迭出，讓人刮目相看。

在這方面，陳教授的第二本書似乎稍有欠缺。再加上作者對毛澤東的生平思想深入研究不夠，對其“謀略”有太多先入為主的印象，難免對一些史實的判斷有所失誤。 [4]但嚴格來說，作者在書後開列的140餘種中文文獻中，屬於今人研究成果者，不足40種，仍有將近60％左右的資料還是作者首次深入研究和利用的。因此，該書的新意，明顯地也還是建立在作者發掘和掌握的相當數量的新資料的基礎上的。

讀過其新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以下簡稱陳書），可以看出，作者在這方面的努力顯得相對就更薄弱一些了。寫通史，要通才。通常寫通史者多為集體，而鮮有個人，也正是因為靠個人功力將所有方面通下來，大不易。看得出，陳書走的是捷徑，即主要藉助於現有的各方面研究成果。根據書末標明的徵引及參考書目統計，全書利用各類資料約900種，屬於第一手文獻資料和回憶資料者，僅為230餘種，70％以上利用的是今人已經發表的各種研究成果，與他前此出版的兩種著作的情況恰好相反。這對於陳書而言，很可能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今天的研究者不應當在較多地利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新的研究和寫作。考慮到自郭華倫、王健民以後，台灣再不曾出版過能夠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中共通史著作，利用各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編寫一部比較通俗的中共通史，像吳大猷先生所希望的那樣，提供給台灣有大學程度的普通讀者，也確實是很必要的。但問題在於，陳書的寫作離開了當初的設想，它目前的定位並不在給台灣普通知識分子提供一段脈胳清晰的中共史知識，而是著重於理性的分析與總結，這對於缺少專業訓練的讀者來說，似乎顯得艱深了些。

陳書以其目前的形式，多半只能給像筆者這樣的一些專門家來讀。既然主要是寫給專家看，就有必要考慮專家們已有的知識結構。可以肯定，陳書從立意、架構到議論，都是銳意求新，對中共史做了相當深入的探討，有些問題的視角也很獨特，但太多地利用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注定了會在主要史實的組織和敘述方面，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不管這些成果來自大陸、香港，還是美國，也不論它們注重於讚揚，還是揭露，對研究它的專家是一樣的。況且這種通史的寫法又束縛了作者像他過去寫第一本書時那樣變換新的研究角度，從而使陳書能夠提供給專家們的有關中共歷史的新情況和新知識顯得不那麼豐富。儘管筆者十分欽佩陳書的諸多議論，但花了兩週的時間讀完了陳書後，筆者還是留下了這個多少有些遺憾的印象。

印象之二：研究深入，但著力不均

過多地借助現有成果來研究，還會產生一種負作用，那就是對於有些作者研究比較深入，或者現有成果比較成熟的問題，可能寫得很精彩，而對那些作者不十分熟悉，或者瑞有成果較少較淺的問題，議論時就可能經不起推敲。原因很簡單，現有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著此厚彼薄、深度不一和青黃不接的情況，如果作者蒐集到的資料還不夠全面，對手頭掌握的研究成果又閱​​讀不細或理解不透，一旦於不經意中把它們嫁接到自己的成果中來，就很容易出錯。陳書就有這樣的情況。

陳書中有些錯誤大概是手邊缺少工具書，或寫作時不仔細造成的。比如97頁說周恩來赴法留學前曾“先後前往日本和英國留學”（其實未去過英國）；第278頁稱1934年毛被“撤除”“政治局委員”一職（無其事）； 300頁說1936年3月“中共首先和東北軍的王以哲師訂立互不侵犯協定”（應是王以哲軍）；310頁說1937年中共“加速改組陝甘寧共軍國民政府新編第八路軍” （措辭有誤，應為加速改組紅軍為……，且第八路軍並非“新編”軍）；353頁說1935年朱理治等以肅反的形式“處死了包括劉志丹在內等數十人” （劉志丹1936年死於東渡黃河作戰）；355頁說王明1937年回國後“把周恩來、秦邦憲和王稼祥（國際派）三人從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位置上拉下來，另由同機陪同他返國的陳雲和康生遞補”（無其事）；707頁說“一平、二調、三收款”的“收款”是將“生產所得直接用於投資，而不歸農民分配享用”（應是指銀行強行收回貸款）；716頁說毛於1962年開除了彭德懷的中央委員一職（彭從未被開除中委）；742頁說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蘇“終於正式斷絕外交關係”（從未斷交）；846頁說1991年5月“江青在北京秦城監獄自殺身亡”（是在女兒家）；915頁稱1989年4月25日“鄧小平終於出面發表公開講話了”（無其事）；916頁說5月19日清晨“趙紫陽和李鵬又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無李鵬）；995頁稱從1927年到1935年中共中央實際領導至少改變了四次，“最先是瞿秋白，後來依次是蘇兆征和向忠發，再後來是博古”（沒有蘇兆征）。

陳書中另外有些錯誤多半是所據資料出處不同，最後定稿時過於匆忙，沒有認真通讀檢查造成的。比如對1927年“四一二”事變中被殺人數的說法，106頁說“共有300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176頁卻說“有1000餘工人遭到死難，2000餘人被捕，6000餘人失業”。如對1927年武漢政府解散工人糾察隊問題，108頁上面說6月汪精衛就“要求中共交出工人武器並解散工人糾察隊”，中共不得不委屈求全，下面卻又說7月15日汪才“要求中共交出工人糾察隊武裝”。如對1927年秋收起義後所剩武裝人數，211頁說毛當時率“殘部約1000人”另謀出路，223頁卻說毛當時“率領1500的殘餘人馬南下逃竄”。又如對國共關係破裂前後的中共黨員人數，211頁說“黨員的人數從60000銳減為10000”，226頁就變成了“黨員的數量由40000陡減為10000”。如對毛澤東1943年取得的最後決定權的內容，286頁說是“取得思想、組織、政策、戰略、軍事五大方面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377頁卻是“舉凡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方面的重大問題，都由其決定”。再如對1934年江西紅一方面軍突圍人數，289頁說“有86000人之眾”，291頁則成了“在7萬戰鬥部隊之外，又有機關人員9千和民夫5千隨行? 。（這里數字的使用不規範－引者註）另外，對1936年紅軍三個方面軍甘北會師時的人數，290頁說“合計不到兩萬人”，295－296頁則說二方面軍不到一萬人，四方面軍有萬餘人，僅此兩部就已經在兩萬人上下了。又對1958年的農業生產，686頁說“是前所未有的一個大豐年”，696頁又說“其實，1958年的農業生產只比1957年多了幾個百分點而已”。關於彭德懷1959年的意見書，709頁變成了兩封，稱有一封“用詞尖銳，語多譏諷的意見書”批評人民公社的，還有“一封私人意見書”，批評毛澤東不民主。再者，816頁說1976年4月4日深夜華國鋒派人移走天安門廣場的花圈並驅散群眾，但群眾拒絕散去，“經過12小時的對峙之後，中共中央乘夜幕低垂，動員十萬民兵和工人，配合警察，以棍棒進行強制驅離和逮捕群眾。 ”既為“深夜”行動，說群眾對峙12小時，當是5日正午，如何又“乘夜幕低垂”？還有，901頁說1984年底中共決定廢止價格雙軌制度，讓全部產品價格自由化，904頁則說1984年“冬天，官方廢止官定價格不成，又恢復了一些重要商品的官價，形成價格雙軌制度”。

陳書在述及外交史或國際關係史方面的問題時出現的一些錯誤，也能夠其顯示依靠二手資料研究的缺點。如367頁說“1940年6月，希特勒悍然發動對蘇戰爭，一時勢如破竹，蘇聯失地千里，四個月後，便被迫通知國民政府無力繼續軍事援助。”（眾所周知，蘇德戰爭爆發是在1941年6月）又如532頁稱1949年底毛澤東到莫斯科訪問時，因史達林未到車站迎接，“有遭輕視之感”（史達林從不到車站迎接外賓）；說毛澤東“暗示外蒙古應該回歸中國的話，嚴重冒犯了史達林，以致史達林把他冰凍在莫斯科郊外的角落裡，不聞不問達半個月之久”（實際上毛未與蘇聯領導人晤談只有四五天時間，且與外蒙古的話題無關）；說當時談好蘇聯提供4億盧布貸款，後因盧布貶值，中共實際只得到了3億（談的是美元，並非盧布，且談的就是3億）；說“毛澤東在1950年3月上旬返抵北京。……三個月後，美國宣布朝鮮和台灣不在美國的軍事保護範圍之內，北韓的金日成利用此一表示，迅速得到史達林的支持，於是不顧毛澤東有攻打台灣的心願，搶先發動韓戰。”（毛3月返京，三個月後則是6月，朝鮮戰爭已經爆發！其實美國國務卿這一表態在1950年1月）再如547頁說史達林因中國出兵朝鮮，“投桃報李”，“決定盡快退還中東鐵路，提前從旅順撤軍，並取消蘇聯所一手壟斷的中蘇合營公司”，而後還同意向中國提供156項大型工程的技術援助（此乃赫魯雪夫上台後所為，156項此時乃141項，1954年赫魯雪夫增加15項後達到156項[5]）。另外，664頁稱1956年6月波蘭發生波茲南工人暴動，工人上街遊行，波共不懼蘇共反對，恢復被罷黜的前領導人哥穆爾卡的領導職務，“哥穆爾卡派軍隊鎮壓，導致200餘人受傷，84人死亡，但是迅速平息了動亂。”（哥穆爾卡正是因為軍隊鎮壓波茲南事件，引發全國抗議而重新上台的，他如何會派軍隊鎮壓？） 681頁稱“赫魯雪夫答應援助20億美金，但因為隨後又要求優先償還韓戰以來積欠蘇聯的貸款，實際上只給了中共4億元。”（全無根據。）

另外，737－743頁講述“中蘇分裂”一段中的許多內容，也不准確。如說赫魯雪夫為爭取中共支持，“派人到北京來談原子彈和原子能工業問題，而且劍及履及，立即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同意協助中共研製火箭和噴氣戰機。隨後他又簽訂了兩國間的科技工業協定，答應從1958年起，分五年共同進行或由蘇聯援華進行重大科研項目103個，並在原已達成的156項經濟合作項目以外，增加55項。”其實不是赫魯雪夫派人到北京，而是中共派人到莫斯科；國防新技術協定也不是關於研製火箭和噴氣戰機的協定，而是關於提供研製導彈和原子彈技術的協定；隨後的科技工業協定，也不是103項，而是122項；至於156項上另增項目問題，更是另外協定的內容，也不是55項，1958年8月協定是47項，1959年2月是78項。 [6]又如說1957年莫斯科會議期間，赫魯雪夫與毛澤東發生口舌之爭，中共無法從蘇聯得到更多援助，毛澤東因此“失去自我克制，讓自己對赫魯雪夫的輕視和不滿全部爆發，而赫魯雪夫不甘受辱，也不再掩飾他對毛澤東的憎惡和憤恨了”，則純屬子虛。事實是莫斯科會議期間雙方印象均不錯，此前已定有國防新技術協定，莫斯科會後兩國又接連簽訂了至少三項大規模經濟技術援助協定。此外關於建立長波電台問題，毛澤東發動“八二三”砲戰問題，赫魯雪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發難問題，1962年劉少奇提出“三和一少”主張緩和中蘇關係問題等等的說明，均與事實有不少出入。限於篇幅，不再一一辨正。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本學術著作，在基本史實、引文及文字表述上出現過多訛誤，是不應該的。

陳書在討論農村問題時，包括寫中共農村根據地、武裝鬥爭中的農民動員、農村基層政權組織以及農業集體化等等，由於做過相當深入的研究，有較紮實的基礎，因此寫起來顯得游刃有餘。對某些自身研究薄弱，同時可藉鑑的成果較少的問題，如關於50年代初的肅反運動，由於作者下功夫讀了不少第一手的文獻檔案資料，也寫得實在、可靠。值得注意的是，陳書中的不少錯誤並不是現有研究不深入，或作者?少資料，無所憑據的結果。恰恰相反，許多研究是深入的，資料作者也是掌握的，但理解和利用時卻出了偏差。當然，我們並不是說陳書不可以對某些即使是眾所周知的史實得出不同的理解。事實上，這可能恰恰是值得稱道的。問題僅僅在於，推陳才能出新。也就是說，凡立新說，必須對陳說有所交待和辯難，不能自說自話，置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種種成說於不顧。否則，新說何以成立？

比如，關於1926年“三二0”事件的起因，陳書引用了楊天石教授的著作，了解楊教授關於事變起因的解釋說明，但陳書卻強調蔣介石是“不滿汪對鮑羅廷言聽計從的態度”，“不滿汪精衛的種種削權措施”而發起事變。整段行文也不甚嚴謹，頗多錯誤。如說“中共或許認為國民黨是列寧主義的政黨，汪精衛駕御得了蔣中正，而軍隊模仿蘇聯紅軍的政委製，紛紛設置黨代表，幾乎全由跨黨黨員擔任，更可以保證國民黨'黨指揮槍' ”。 （第101－102頁）其實在陳書反復引用的拙作《中共與莫斯科》一書中，對此已有說明，即中共從未有此樂觀想法。至於說蔣不滿汪精衛對鮑羅廷言聽計從，也恰好說反。因為蔣恰恰是喜歡鮑羅廷，不滿意因鮑回國“述職”而代替鮑的軍事顧問季山嘉的。至於說事變後鮑羅廷與蘇共訪華使團團長佈勃諾夫及季山嘉三人共同決定妥協，致使汪精衛被迫出國，也與事實不合，因為妥協決定作出時，鮑羅廷早在回國路上，且決定也與季山嘉無關，因為季被指責要對蔣發動事變負責，妥協決定即包含要季去職的內容。

比如，關於“四一二”事變前陳獨秀對蔣介石的估計問題，陳書所徵引的一些著作也都有所涉及，而陳書卻說陳當時“低估了蔣中正敢於向武漢政權公開挑戰的決心，仍然接受鮑羅廷的意見，認為國民黨是列寧主義的政黨，可以從支持汪精衛返回國民黨中央來控制蔣中正”。 （第105頁）實際上陳獨秀3月就在黨內公開揚言，不打倒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武裝，中國革命就不能成功，上海工人糾察隊必須準備與蔣一拼。 [7]況且，這時在武漢的鮑羅廷與在上海的陳獨秀也並無直接聯絡，陳獨秀4月5日與汪精衛共同簽署聯合聲明，那純粹是莫斯科直接指令的結果，與鮑羅廷無關。

比如，關於羅易將共產國際“五月指示”交給汪精衛的情況，談到的書更多，但陳書卻仍舊弄錯，說羅易當時“剛從莫斯科前來，完全不了解情況，電文沒有交給中共中央，便拿給汪精衛看。”（第108頁）其實羅易2月即到中國，一直參加決策討論，並非不了解情況。況且莫斯科來電當時只能發至蘇聯領事館，然後轉由蘇聯顧問鮑羅廷接收，印度人羅易並不能最先收到電報。國際此電到後，鮑羅廷即向中共中央傳達，根本不可能出現電文還沒交給中共中央，羅易就拿給汪精衛看的情況。 [8]

另外，像1932年寧都會議，1935年遵義會議，都是近些年來公佈資料甚多，研究也相當深入的問題了。但陳書所謂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堅持己見，反唇相稽，嚴辭批評國際派的積極進攻戰略”（第273頁）；在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隨而接替朱德和周恩來兩人，負責軍事指揮。不旋踵，毛澤東又敦請周恩來和王稼祥兩人組織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第293頁）等，都與現有的研究成果和公開的史料相距甚遠。像1936年西安事變前的情況，儘管陳書多次徵引拙作《西安事變新探》一書，卻堅持說中共在改行“逼蔣抗日”方針後，仍“暗中籌組'反蔣'的大結合”，說張學良一面答應中共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面也仍準備“萬一說服無效，願意成立並領導東北軍、西北軍和中共軍三者共組的西北軍事大聯盟，進而在共產國際的軍事援助下，直接對日本宣戰”。實際上，拙作已經深入說明，此一“反蔣”大聯合的計劃，是在中共實行“抗日反蔣”方針時，即1936年9月以前的事情，改行“逼蔣抗日”方針之後，此計劃已為莫斯科所否定，因此中共中央不論感到如何困難，也沒有再重新運行這套計劃的想法。

實際上，由於研究不夠深入，陳書中僅史實部分值得商榷之處也很多。下面僅舉幾例：

　　55、68頁。作者多半是根據Dirlik教授的說法，不加分析地說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1917年前後“可以算是無政府主義知識分子”。實際李大釗一直是梁啟超進步黨的同情者，甚至擔任過進步黨機關報《晨鐘報》編輯主任，這時剛剛脫離進步黨，倡導民主政治，力圖調和改良派與革命派。到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即逐漸開始傾向共產主義，思想上雖然如當時眾多知識分子一樣兼收並蓄，尚不定型，卻完全算不上是“無政府主義知識分子”。 [9]

　　66頁。作者多半僅根據包惠僧的回憶，就斷言陳獨秀不願在黨綱中明文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也不願接受資助。只因秋天被捕全憑共產國際營救，才了解到“尚未十分成熟之前，堅持完全的獨立自主，是不切實際的”。實際上，所謂陳獨秀當時不願接受國際資助，全無根據。 1920年陳獨秀辦《共產黨》月刊、《勞動界》雜誌，以及創辦外國語學校，印刷各種宣傳小冊子等，無不從魏金斯基那裡取得資助。他又何嘗會因為一大召開反而拒絕資助，甚至不願加入共產國際？ [10]

　　89頁。稱馬林1923年3月提出國共黨內合作提議，陳獨秀反對，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終於體會到現實政治的複雜性?遂不再幻想在落後的中國立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同意把中共的近程目標降低為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實際上有關陳獨秀反對馬林加入國民黨提議的理由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中早已公開，與要不要聯合國民黨無關。並且陳獨秀早就主張聯合民主派反對軍閥勢力，從來不拒絕與國民黨合作，且身體力行，中共一大召開時即在廣州擔任教育委員長。 [11]

　　90頁。稱“馬林不旋踵離開中國，而繼任人又把精神集中在共產國際和國民黨的合作之上，對中共並未施以太大的壓力，所以仍任由陳獨秀繼續共產國際拉攏吳佩孚的老政策，把工作重點放在北方的鐵路工人運動上面。然後隨著共產國際聯合國民黨政策的落實，尤其是1923年2月吳佩孚對平漢鐵路工人進行血腥鎮壓，陳獨秀終於不得不面對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了。”這裡的問題是，馬林離開中國已經是1923年7月。如果說他有“繼任人”的話，也只能說是鮑羅廷，鮑來廣州則更晚，已到當年10月。可是陳獨秀1922年9月即已加入國民黨了，不僅在馬林走之前，而且還在吳佩孚鎮壓平漢鐵路工人之前。如何能夠說馬林的繼任人“仍任由陳獨秀繼續共產國際拉攏吳佩孚的老政策”？

類似的問題在陳書中可以說還有不少。依筆者所見，關鍵是兩個問題，一是過多依靠第二手資料，二是作者多少有些粗心。事實上，如果僅僅是過多依靠第二手資料，作者細心推敲，小心求證，嚴密邏輯，科學行文，恐怕也不會有如此之多的問題。

說作者有些粗心，並非捕風捉影。筆者尚未字斟句酌，卻已經在陳書中發現許多不該出的技術上的偏差。這些偏差似乎不完全是出版校對時的失誤。包括上冊中的錯漏衍字比例之高，有時真有點“觸目驚心”。注文格式、引用數字之不嚴格，病句之多，也足夠讓作者警覺的了。如92－95頁4頁，錯2字，漏3字，衍1字。 139－140頁，也是錯2字，漏3字。衍1字。一個《黨史研究資料》，注文中有的是“第×集，頁××”，有的是“第×輯，頁××”，有的是“×：××”。其他像用詞不慎處也不少，如將“圍魏救趙”寫成“圍趙救魏”（第233，266頁），將“隱忍不發”寫成“穩忍不發”（第357，361頁），將“批倒批臭”寫成“批鬥批臭”（第680頁），將“自給自足”寫成“自給自養”（第681頁）之類。下冊中還有將意思寫反的情況，如說什麼“對中共言，私有財產製度是萬惡之源，對農業集體化予以打擊，是理所當然的。”更有抄資料將原文抄錯的，如第709頁抄寫一小段打油詩竟連錯三字：“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煤（應為鐵）去，收穫（應為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農（應為人）民鼓嚨胡。”甚至還有行文或校對不嚴，出現整句重複的情況（第690頁）。這些小問題一旦超過了正常的比例，就會影響全書的質量，這是作者應當注意的。

印象之三：客觀平實，但規範不嚴

　　科學的生命在於嚴謹。歷史學之成為科學，同樣是因為它是建立在嚴謹的學風之上的。嚴謹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從著作之構思、立意，史料之推敲、引證，到行文之啟承轉合，乃至遣詞造句，無不要求精益求精。而對史學家來說，尤其重要的是要做到持之有據。

持之有據，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也正是因為要我們每一個寫史的人都要做到這一點，因此就有了一套約定俗成的研究規範。儘管各國史學傳統不盡相同，規距不完全一樣，但對引註的要求是一樣嚴格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凡涉及有助於說明作者觀點的任何重要史實及論據，均須註明出處，包括對原始材料的可信度做出解釋。

陳永發教授的第一本書，英文600多頁，書末注及文內註加起來估計有將近2000條，凡重要史實及引文均嚴格標明出處，並對必要者做詳細之註釋，確實訓練有素。但陳教授寫第二本書時，這方面的標準似乎已經降低了許多。 《延安的陰影》中文350多頁，引文僅註釋347條，平均一頁一注。此書文字寫得相當生動，細節尤其豐富，遺憾的是許多重要情節，經常大段大段無注，使人不知道其所據何在，無法判斷其故事的真實性如何。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可以說重現了《延安的陰影》一書在這方面的問題。陳書中文1000多頁，引文註釋892條，平均一頁還不到一條。即使說，作者並非以寫學術專著為目的，意在寫大部頭教科書，同樣存在不規範的問題。按教科書寫法，只要有註釋問題，即應有必要之規律，該注則注。而陳書註釋全無規律可循，有時整段整段，甚至整頁整頁無注，有時卻具體到一句話一注，讓人不明所以。 [12]

由於缺少註釋，或者引非所引，陳書的不少說法令人生疑。比如：

361頁稱1938年“毛澤東儘管取得政治局領袖的地位，但顯然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還要向六大（屆－引者）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挑戰。但是他知道時機尚未成熟，尤其六大（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表面上是國際派所製定，實際卻是他們秉承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旨意所提出，並沒有多少國際派自己的見解。”“從1939年初開始，到1941年9月為止，毛澤東主要是伺機而動，以便完成遵義會議所未完成的工作，也就是打倒國際派中央的政治路線。”（毛澤東1938年底至1939年上半年都在積極貫徹共產國際的路線，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蘇聯政策變來變去，毛澤東始與共產國際發生意見分歧。對此如何解釋？）

578頁稱中共以韓戰有可能擴大到中國大陸為藉口，實行土地複查時強調階級鬥爭，“以致有一、二百萬地主被殺，而其家屬以及悻存的地主則被掃地出門，成為農村中的政治賤民。”尤其是在南方工作的北方乾部，沒有親情系絆，“跡近心狠手辣，以致土地革命中充滿暴力。本地出身的地方大員難免不滿，……實際主持兩廣工作的葉劍英就是一個例子。他對土地革命的過左現象希圖彌補，不料卻因此而招致了中共中央的指責，要他在地方主義的大帽子下自我檢討，隨後將其調離廣州。另派外來幹部接替其職務，繼續完成土地革命。”（此說不知所據何在。另檢討地方主義有之，但在1952年6－7月間，事後葉仍主持工作，直到土地革命1953年4月宣告結束以後，葉才於10月調離。）

582－583頁稱“儘管統購統銷會妨礙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甚至可能造成農民暴動，但兩害相衝（應為權－引者）取其輕，中共中央還是決定全面採行；中共中央寧願冒農民反抗和暴動的險（應為風險－引者），也不願在城市冒險，讓物價波動，從而激起城市居民群起抗議。”“在考慮統購統銷政策對農村的衝擊時，中共認為……在全國100萬個自然村中，或許會有10萬個會出現'逼死人'、'打扁人（應為擔－引者）'以至暴動的事故。可是最後竟然不此之顧。” “中共堅持採取統購統銷似乎還是以意識形態的考量為重，因為文化（？！－引者）對他們而言，此項政策乃是'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建設軌道，引導農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必須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 （這段話並非完全無注，但第一、注文錯誤：“《陳雲文選》，3：202－16”不確。《陳雲文選》只1冊，並無第3卷。此乃《陳雲文稿選編》，並非《陳雲文選》，且頁碼也錯誤，應是189－203頁。第二、中共當時主觀上是否就是想要用強力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僅此似不能完全說明。）

648－649頁稱毛澤東發動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高級黨官沒有被戴上'帽子'，但是一些中下級的涉案者仍然遭殃。一些接受中共動員、參加對他們文字圍剿的作家……把他們批評成'反革命分子'。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之中，敏感的知識分子開始醒悟，……必須迎合中共的思想標準。否則，隨時隨地有受到官方圍剿的可能。其嚴重後果不只是失業而已，極可能是長期坐牢，或淪落為政治賤民。”（此說結論由前述史實引出，但有什麼文章、把誰批評成反革命分子？）

673頁稱反右運動並非“一個不殺”，“像歷年整風運動一樣，必須殺雞儆猴。漢陽第一中學就是學生運動的重鎮，有三名右派學生便當著1萬名師生面前被槍決。”（歷年整風運動都必須殺雞儆猴，為何前面述及延安整風等整風運動時並未提及？另漢陽一中被殺者罪名也並非“右派”，且不是學生。三人中王建國為副校長，鍾毓文為語文教研組長，楊煥堯為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

697頁稱“毛澤東青睞人民公社的體制，就是因為透過這一體制，可以把農民生產所得的主要部分變成積累，而無限擴大投資”。 （無所據，僅以結果倒推動機？）

709－710頁稱毛澤東為了鬥倒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在彭德懷頭上硬加上'里通外國'的漢奸罪名”。而彭則在意見書中“指責毛澤東在反右傾勝利後，'得意忘形'，黨內的民主集中製事實上是第一書記說了算數，毛澤東所定的鋼生產指標過高，而高指標正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他甚至指責毛澤東濫用威信。在湘潭老家人民公社的增產問題上，相信弄虛作假，不夠'實事求是'。若不是毛澤東命好，工農太善良了，中國老早已經發生匈牙利事件，而不得不向蘇聯請求派兵了。”（這些均未註明出處，但他處有註明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一書者，查李銳書，可知上述均出自李銳書。但奇怪的是，上述除“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一句外，均非彭德懷意見書中內容，有的來自會議簡報，有的來自火車閒談。而關於彭“里通外國”一說，會議上雖有人提出疑問，但毛在廬山會議上也從未明確表過態。）

711－712頁稱廬山會議批評彭德懷的一次會議上，朱德說彭脾氣執拗，固執己見，“毛澤東聽著，忽然翹起腿來，用手在鞋底故​​作搔癢狀。儘管毛澤東的動作跡近狎侮，但是沒有一個人抗議。”（李銳書原文：朱“還沒講完，毛澤東即將腿抬起，將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兩相對照，意思相差似乎遠了些。）

　　嚴格註釋，是史學著作的生命。引述而不注，或所注非所出，都是史學研究之大忌。大陸一些中共史著作缺少註釋，有檔案開放客觀局限，在台灣似乎不必有類似的顧慮。因此，陳書之犯忌，讓人不大容易理解。

除了註釋以外，陳書行文及用詞上的主觀和隨意性似也有可指摘之處。以前台灣中共史研究政治色彩過濃，用陳書導言中的說法，就是基本屬於敵情研究的性質，很難談得上學術性。立足於學術研究基礎上的陳書的出版，毫無疑問對改變這種情況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如果我們吹毛求疵的話，陳書中恐怕也仍舊殘留有用詞隨意性大，甚至個別時候仍帶有某種主觀傾向性的情況。

如92－93頁，談1924年國共合作之初，國共兩黨合組上海執行部事，前頁稱毛澤東等在譚平山配合下，“打入了上海執行部”，後頁則稱其“出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負責人胡漢民的秘書，工作異常投入”，甚至“因此遭到共產黨同志的譏諷”。無論就行文邏輯，還是就史實本身，“打入”一詞用在這裡都屬不當。

如228頁，稱紅軍二次進攻長沙城時，打了兩週都無法攻破守軍工事，“百無聊賴之際，紅軍甚至想到田單的火牛攻勢”。作者在本書中兩三度使用這個“百無聊賴”，都不妥貼。 “百無聊賴”是實在無聊的意思，這裡的意思其實是百般無柰的意思。

如442頁，談到當年學生運動時，提到中共推動學生運動，用的是“有意推波助瀾”；提到國民黨一次次鎮壓學生運動，則都用“處理不當”；提到國民黨特務刺殺聯大教授聞一多等人的事件，還使用了“政府特務熱心過度”這種說法，那意思近乎肯定。

如483頁，稱高崗第一次自殺“未能成功”，“再次自殺，未再獲救”。這裡“未再獲救”令人費解，意思是說他本來可以獲救，卻沒有人救他？這樣說有何根據？

如492頁，稱“中共藉口財政負擔太大，要求'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被中共包下來的900萬國民政府留用人員“非常能共體時艱”，“因為環顧周圍，他們不難發現，中共確實有財政困難。尤其是中共自己的干部，根據補給制，僅能解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比起他們，更辛苦萬倍。”這裡，“藉口”兩字顯然多餘。

如611頁，稱中共通過“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總共榨取了約20億美元的罰款，足夠共軍打韓戰一年之用”。這裡20億美元之數未註明出處。 1950－1956年中國總共欠蘇聯各種債務才13億美元，一半為軍火貸款[13]，韓戰一年戰費如何要得了20億美元？同時，筆者完全同意作者在此所得出的觀點，即採取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實屬錯誤，但“榨取”一詞用在這裡似乎也有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嫌疑，畢竟向偷稅漏稅者罰款等不能說完全不當。

必須指出，總的說來，陳書的研究是客觀平實的。這一點在上冊表現得尤其明顯。下冊中值得推敲的遣詞造句似乎多了一些，但1949年以後的中共史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的問題也確實比1949年以前多得多。在長期受到意識形態的熏陶和影響之後，要使我們的歷史學研究，特?是關係到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研究真正學術化，使我們大多數研究者不僅能夠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尤其是能夠真正地擺脫情感的困擾，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看待歷史上的一切，這大概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唯其如此，堅持這樣做，並且努力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規範，就更是必要的了。

印象之四：議論風生，也有可商榷之處

陳永發教授有很強的文字功底，《延安的陰影》已是證明。當今世界，已經是信息時代，那種堅持坐冷板凳，不食人間煙火，抱殘守缺，只滿足於弄出一些佶屈聱牙，鮮有人懂，鮮有人讀的文章著作的史學家，應該越來越少了。寫了書，就是要讓人讀的。儘管搞歷史啃的是故紙堆，關心的人卻未必少。問題在於我們搞史的人能不能寫出一般讀書人能讀並且愛讀的東西來。看陳書，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作者是在努力嘗試著這樣做的。但坦率地說，與《延安的陰影》比，陳書目前的寫法似乎不是很成功。

陳書為了加強對讀者的引導，頗費心思地寫了長篇的導讀和結語，並且別具匠心地又在每章、每節都設有引言，層層提出問題，節後復有小結歸納。照理說，這是一個很有創意的設計，如果作者能細心把握線索明晰、循序漸進的原則，對讀者理解作者議論主題及觀點，確實是可能很有幫助的。但是，兩週讀下來，本為同行的筆者竟常常會有一頭霧水的感覺，理解上仍時感吃力。

　　原因何在？概括起來，陳書立意以觀點統率全篇。為說明觀點，又受篇幅所限，敘事反而備受局限，只好盡量精煉，結果行文稍有不慎，即出偏差。像第一章“知識分子搞革命”，與第二章第一節“從知識分子到職業革命家”，內容多處重複，怕就是受這種過分注重形式的想法所害。其實，寫歷史敘事當先，議論其後。沒有好故事，議論也缺少好基礎。陳書長在議論，有些議論確實相當精彩，只是全書篇幅太大，亮點散落，要讓讀者把它們串連起來，沒有一個個好故事相銜接，靠自己形成一套清晰的邏輯，著實困難。細想起來，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與陳書目前嘗試的這種寫法有關。比如，陳書提出了太多的問題，又不能一一就近解答，難免讓讀者因之受累。

以第一章為例，陳書開篇在引言中，就提出了10個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為什麼從羨慕先進的法蘭西轉向羨慕落後的俄國？其他知識分子的轉變是否相同？共產國際從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無政府主義者為什麼會轉而擁抱馬列主義？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為什麼前倨而後恭？為什麼捨己耘人，願為國民黨的改組和發展效力？陳獨秀如何使中共在國民黨變得幾乎具有主宰能力？為什麼又眼睜睜地看著中共在國民黨反共打擊之下一籌莫展，幾乎陷入毀滅的邊緣？如此等等。 （第51－53頁）這些問題照理應當由本章下面的兩節來回答，但接下來的兩節卻還有自己的問題。如第一節一上來就提出了3個與上面的問題並不完全相同的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強調價值取向多元化，為何獨信馬列主義的中共卻自認為是這一運動的光大發揚者？中共到底是不是中國無產階級成長的必然產物？莫斯科在中共​​誕生過程中擔當了什麼角色？ （第54頁）第二節上來則提出了2個同樣與本章引言10個問題缺少關聯的問題：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難免矛盾重重，中共如何因應？一旦矛盾衝突導致分裂，中共如何自處？ （第86頁）兩節中各有三段，有的段下面還有層，內容龐雜，讀者根本無法對應前述如此多的問題來自找答案。再加上章有引言，卻無結語，各節雖有結語，又未能緊扣自己前面提出的問題梳理各段內容，一一對應地得出言簡意賅的結論，更遑論回答本章引言提出的眾多問題了。結果是問題提得越多，讀者就越會感到不知所踪。

不過，不論有什麼樣的缺陷，陳書中的議論仍舊是精彩紛呈，有時足令我們這些搞中共史的人自嘆弗如。

比如，陳書在討論到抗戰期間中共為什麼能夠堅持敵後時，與國民政府的部隊做了相當深入的對比。稱“一般說來，國軍在這兩個省區的軍隊主要是軍閥殘餘部隊，各部隊自成山頭，彼此猜忌甚深，而共軍雖然散處各地，但同心協力，渾然一體，更針對國民政府的弱點，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共軍除了團結以外，最大優點是能自食其力，並不依賴後方支持。當時國軍在中共和日軍的雙重壓力之下，防區縮小，雖然他們有中央政府提供薪餉，但是在糧食和其他日常需要方面，仍然依賴就地攤派。因為國軍所能控制的人口和資源減少，開支卻未緊縮，老百姓的負擔自然呈反比例增加。攤派之時，富戶轉嫁貧戶的現象，猶如往昔，極為平常。因此農民對中共合理負擔的口號越加歡迎。另一方面，國軍各部隊因為農民抗拒，不僅不容易攤到款，甚至連糧食也無從購買，於是不得不把士兵分散到各農村就食。這樣一來，軍隊便無法避免和農民直接接觸，易招民怨，甚至激起民變。另一方面，軍隊分散各地，共軍更容易將之各個擊破。……在對付優勢日軍攻擊方面，共軍有江西時期避實就虛的經驗，而國軍則仍然襲用江西時期以強擊弱的故技。所以結果有宵壤之別，多半是共軍能夠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敵人一開始撤退，便立即捲土重來，進而繼續擴大，而國軍則在崩潰以後，一蹶不振，無法東山再起。共軍面對日軍的掃蕩或清鄉，有農村基層政權的配合，消息靈通，情報準確，往往能及時跳離包圍圈，或以營連為單位，分散到各角落隱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為基層武裝，以求生存；國軍則一旦分散到營或連，即使原來是軍紀優良的部隊，也因為給養問題，而不得不以搶掠維生，終於淪落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綠林土匪。……總之，面對日軍的進攻，共軍仍能繼續擴展，而國軍若非一觸即潰，便是不知所措，最後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第232－236頁）

又比如討論到國共兩黨在農村基層組織的問題時，作者的觀察與概括更是令人嘆為觀止。陳書稱“中共最重視的是社會基層，也就是縣以下的單位，要在這個層次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結構。這個政治結構是由四個不同指揮系統的延伸所組成，亦即政權、軍事系統、群眾團體和黨部。以政權為例，縣以下要設置鄉長、村長和各級人民代表。軍事系統設置地方武力和民兵，群眾團體則設置農村抗敵會、工人抗敵會、青年抗敵會和婦女抗敵會等等。這些不同系統的組織後面是農村支部和區分部，各級黨部的負責人可以根據黨一元化政策，指揮同級的政權機構、軍事武裝以及群眾組織。”“中共的基層結構是國民黨所沒有的。一般說來，國民黨的統治只到達區這個階層，再往下雖然有村長和保甲長之類的設置。村長和保甲長，雖然是政權的延伸（原文如此－引者），但是人單勢孤，缺乏社會威望，理論上是無所不管，實際上卻因為人手不足，除徵兵徵糧以外，幾乎什麼事情都不管。他們並不是正式官僚結構中的一員，沒有薪水，收入來自實際'徵收'和上繳所'徵收'之間的差額，故貪污中飽的情形，勢所難免。他們的素質一般也不高，擺架子的情形很普遍，因此很容易便成為中共'反貪污'和'反官僚'的打擊對象。最嚴重的問題是，鄉以下的官吏背後，既沒有群眾武裝，也沒有群眾團體為後盾。農村基層若有群眾武裝或群眾團體，則這些組織多半受農村士紳以及其他地方自然領袖掌握。這些軍事和社會領袖，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們要不是地主，也至少是富農或富裕中農。鄉長以下官吏對他們優禮有加，所以徵糧徵兵、派夫派工之時，也不敢公平執法，通常要與他們合作，而把重擔加在無權無勢的貧苦農民身上。雖然有一些鄉長、保甲長、地主、士紳加入國民黨，或擁有良好的黨政關係，但基本上可（以）說，國民政府的農村並沒有黨組織存在，……況且國民黨內部派系紛繁，彼此鬥爭激烈，又如何判斷誰是真能代表國民政府發號施令呢！”

研究之深入，在於能夠從宏觀而微觀，再由微觀而宏觀。只知宏觀，而無微觀做基礎，是為霧裡看花；只重微觀，而無宏觀之眼界，則是管中窺豹。陳書議論之妙，自然不止於此。但其議論深入精當者，莫不是在微觀研究基礎上的宏觀概括所得。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相反，陳書個別研究尚未深入的問題，議論起來就顯得不那麼得心應手了。

據導言說，陳書的中心旨意在於解釋“三個大問題”，即“第一、中國共產黨究竟和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有什麼關係？”“第二、中共是如何動員群眾，建立其基層政治結構？”“第三、中共究竟是如何建立一個龐大無比而又上下整合的黨國體制？”（第37－38頁）就這三個問題而言，第二個問題，即基層權力結構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作者第一本書研究和論述的內容，因此總體上說也是本書中議論較為充分和深入的一個問題，很值得一讀。第三個問題是作者第二本書和其他幾篇文章所涉及到的問題，儘管作者的研究未必全面，討​​論也很有可爭議之處，但大體言之有據，自成一家之說。然而對民族主義的問題，陳書的解釋就很有些值得商榷之處了。

陳書對中共與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關係的看法，大致可以用其結語中的這段話表述出來，即“從根源來看，中共毫無疑問是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物。大部分黨員們是以民族主義為起點，走上馬列主義的道路；一旦皈依了馬列主義，又讓馬列主義回過頭來影響他們對民族主義的詮釋。所以中共的民族主義中帶有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因素，從而有別於一般所謂的民族主義。”在這裡，作者提出了至少兩種“民族主義”，一是“一般所謂的民族主義”，一是“帶有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因素”的，“馬列主義的民族主義”（第970－971頁）。

　　為什麼會有這種區別？用作者的話來說，是因為“民族主義可以說是一種認同、情緒和立場，通常並無具體的政策內容。所以中共盡可以根據其馬列主義的信仰和觀點，提出不同於其他民族主義人士的政策內容”。 （第14頁）如果這一解釋說得通的話，那麼，世界上大概也就沒有“一般所謂的民族主義”了。中共是“馬列主義的民族主義”，那麼國民黨呢，自然就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了。甚至世界上只要有一個黨，一種主義，一種宗教，一種流派，怕是也都有一種民族主義了，因為它們各有各的信仰和觀點，難免會“提出不同於其他民族主義人士的政策內容”。

正是因為作者的這種說法缺少合理的依據，陳書在解釋中蘇關係的問題上就不免遇到了麻煩。因為，如果肯定上面的邏輯，那麼，同樣是信仰馬列主義，何以中共與蘇聯會分道揚鑣，甚至反目為仇呢？對此，陳書在導言、結語以及正文中有四五處涉及這個問題，並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解釋，但讀後並不能令人感到信服。

作者在一處的解釋是說：雙方因三面紅旗而起矛盾，赫魯雪夫“看到三面紅旗帶來的三年大饑荒後，冷嘲熱諷，毫不留情，甚至直指毛澤東為曠古未有的大狂人”，毛的反應是指責赫“犯了嚴重千百倍的大國沙文主義”，並且“出賣社會主義的理想，把蘇聯帶向了修正主義的錯誤道路”。結果“兩人相互攻訐謾罵，猶如不共戴天的仇人”。 （第736頁）

三年大饑荒是指1959，1960，1961這三年。 “三年大饑荒後”，應當是指1961年以後吧？但在下面的說法裡，兩人“相互攻訐”的時間，又被提前到了1956年，提前了至少5年：

“中蘇所以水火不相容，追究其原因，可以從兩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著眼，也可以從兩國對世界局勢的看法和對向社會主義過渡方法的差異來分析。但是，最關鍵的一個事實是，毛澤東親自主控中共的外交政策，而他和蘇共領袖赫魯雪夫從最初見面開始便彼此深懷惡感。早在1956年毛澤東和赫魯雪夫已因為史達林鞭屍（是不是應該寫成史達林被鞭屍？－引者註）和農業集體化等問題上的歧見，而彼此交互攻訐。”（第738頁）

　　說1956年事實上也有問題。因為如果說毛、赫“最初見面開始便彼此深懷惡感”，那就應當是指1954年，而非1956年，因為兩人最初見面是在1954年10月。但問題是，當時史達林剛死，蘇共新中央的領導人正在交替接班之中，地位嚴重不穩，極需毛澤東的支持，赫魯雪夫帶來許多“見面禮”，毛澤東也相當滿意，雙方如何會立即“深懷惡感”？甚至說毛、赫因為赫鞭史達林屍事“彼此交互攻訐”，也與實情相距甚遠。事實是毛對赫鞭屍雖感不安，但打破史達林不可懷疑的神話，毛也還是高興的，因此當年他對赫此舉明顯地是表揚多於批評。至於說這一年​​毛、赫對農業集體化等問題產生歧見，似乎也有問題，因為對中國提前實現農業集體化的問題，並未見蘇方當年表示過不滿。

到寫結語時，作者再度總結這一問題，又強調事情與“中共的獨立自主性”有關，說是：

“從1950年代中期史達林逝世之後，毛澤東鑑於農業集體化和私營工商企業的國有化政策出奇的順利，開始改變其對蘇共的看法。毛澤東甚至敢於冒共產陣營的大不韙，軼出蘇聯模式，採取大躍進的政策，搶在蘇聯老大哥的前面，大膽向社會主義過渡。毛澤東因此觸怒了對他本來便有惡感的新蘇共中央，被痛詆為極端的中國沙文主義者。自反而不縮（何意？－引者）的毛澤東則反唇相稽，發揮其'與人鬥爭（應為與人奮鬥－引者），其樂無窮'的精神，嚴辭批評蘇聯已墮落為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第970頁）

然而，中共的獨立自主傾向，從1935年遵義會議後就開始顯現，到延安整風時已惹惱莫斯科，也並未破壞雙方關係，何以這個時候就一定會鬧出個分裂來？至於說毛軼出了蘇聯模式，搶在前面向社會主義過渡，引起蘇方憤怒，同樣不妥。因為蘇聯1936年就已經宣佈建成社會主義了，中共20年後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並未搶到蘇聯前面，蘇共中央有什麼理由感到不滿？

中蘇兩黨的矛盾磨擦乃至關係的最後破裂，當然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個人因素肯定有，但這種涉及到黨和國家關係這樣重大的政策問題，離開民族和國家利益，離開雙方民族主義的情緒和立場，也不去討論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理論衝突與爭論，只是從毛澤東與赫魯雪夫兩個人鬥嘴的角度去解釋，如何能夠說得明白？

其實，陳書對中共民族主義問題解釋的不盡周延與合理，還不止於此。由於把民族主義等同於一般政策，陳書在解釋中共的民族主義與階級鬥爭策略的關係時，甚至混淆了兩者的內容。結果，“結語”第一節“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的最後，我們看到瞭如下​​一段令人費解的結束語：

“中共最初根據階級鬥爭的觀念來界定民族主義的具體內容；隨著階級敵人的逐一消滅和改造，中共越來越難從​​客觀的矛盾來把握民族主義的具體內容了。1955年鄧小平說，誰是富裕中農，很難認定，但只要看他是否反對農業集體化就應該不錯了。中共本來便有誰反對中共黨國體制，誰就是階級敵人的傾向，但從此以後就越來越嚴重了。… …這時，毛澤東和他指揮的中共黨國體制透過階級鬥爭已經取得了民族主義的桂冠，在中國大陸沒有什麼人敢問：到底中共所謂工農階級的利益在那裡？毛澤東和中共黨國體制是否真正反映所謂工農階級的階級利益，並繼續以之來界定中共民族主義的具體內容呢？”

我不知道，有哪位讀者能夠明白作者在這裡想要表達的觀點。我能夠了解的情況是，自50年代中期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中共用以規定階級成份的經濟關係已經改變，繼續根據客觀上佔有生產資料多少來劃定敵對階級已經成為不可能，結果，以思想言論的傾向來判斷階級敵人的作法逐漸盛行起來。但這與要不要“界定”或“把握”民族主義似乎並沒有什麼關係。事實上，只要我們細心一些就能夠發覺，中共從來就是把“民族主義”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的，除了兩次國共合作期間，它都是嚴厲批判民族主義這一傾向的。它又如何會在意要不要時時“界定”和“把握”民族主義呢？

依筆者看，民族主義不過是長期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有著大致相同的語言文化傳​​統的人們，在感情上的一種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自然的情緒和立場。它與黨派無關，更不因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變異。它可以表現在一種政策、一種方針之中，但卻不可以把它和政策或方針完全等同起來。二戰以後的歷史顯示，越是信仰馬列主義的國家，相互之間民族主義的排斥現像也越明顯，根本不存在什麼可以共同尊奉的“馬列主義的民族主義”這種東西。同樣，這種民族認同感及其由此而產生的民族情感，也只存在於不同民族交往之間，它同本民族內部的階級關係或黨派鬥爭不發生必然聯繫。硬要把民族主義劃分為不同意識形態的政策需要，我們就無法理解1945年的蔣介石和1950年的毛澤東為什麼會同樣為中蘇條約感情衝動，就無法解釋中共與蘇共之間為何會存在那樣多的矛盾與衝突。 [14]

　　寫在結尾的話

從90年代初起，筆者就經常在留意台灣學者評論大陸學者的書評。這些書評通常批評得很直率。並非評論者的意見都有道理，但筆者還是不止一次地講過這樣的話，即大陸的學者確實很應該看看這樣的評論。

台灣的學者是不是也一樣尖銳地評論他們自己的同行呢？很遺憾，在我近年所能看到的台灣近代史界的刊物當中，這樣的評論幾乎沒有。為什麼？據說是大家不願意傷了和氣。但是，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輕易地發表文章和著作（據我所知，台灣學者發表文章和著作遠比大陸學者容易得多），同時我們研究中的缺陷和錯誤又得不到及時的批評和指正的話，我們自己的研究水平是不是會逐漸因為自我滿足而止步不前，甚至日漸退化呢？

陳永發教授是筆者的朋友，並且可以算是筆者的學長。在讀過他的這本大著之後，筆者也有過片刻的猶豫。但我還是冒昧地把這篇可能多少挑剔的，並不十分全面的書評寫了出來。我很感謝陳教授同意我發表這樣一篇尖刻的評論。我相信，善意的批評遠比虛假的奉承更能使我們大家受益。

* 本文乃應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部所約而成，並已刊登於該通訊。

[1] 如果考慮到郭華倫、王健民著作中附錄的大量文獻，陳書在字數上似乎還要遠超過郭、王二位的著作。

[2] 當然，“快”並不是評價一個學者能力的標準。麥克法誇爾教授花了14年才完成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但沒有人不承認他在美國中國現代史研究當中的權威地位。

[3] 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xi頁；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0 ），1990年版，序文第4頁。

[4] 僅以其“第一部分”前言之後的開篇一章“整風運動的緣起及其初期發展”中第一節“中共中央權力結構的改變”而論，就有若干硬傷。如稱王明1937年底回國後“建議洛甫辭職”，“在王明提出建議之後，毛澤東則順水推舟，主張廢除總書記一職，另採政治局常委領導制”，“自此以後，毛澤東則可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直接領導黨務”雲，就不實。事實是王明回國後從未提議洛甫辭職，毛澤東亦不曾建議廢除總書記一職，中共中央也從未採用過所謂“政治局常委領導制”，王明回國所帶來的中共中央領導方式的唯一變動，就是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加強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指示，加強了書記處的地位，重新劃分了各自的責任範圍，但洛甫仍是總書記，直到1940年洛甫才主動辭去了這一職務。有關洛甫辭職的經過，可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頁，等。其他如毛澤東早就看重劉少奇，二人有“攻守同盟”，毛先是“支持”劉去恢復北方局，後“乘機派劉少奇到華中”“相機取得該地區的黨政軍大權”，“同時也派嫻熟俄語的任弼時赴蘇，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進一步改善毛澤東和史達林之間的關係”，以及參加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的人名、議程及內容等，都有不實。恕不一一加以辨正。

[5]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頁。

[6]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222頁。

[7]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133頁。

[8] 前引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152－154頁。

[9] 參見彭明、楊奎松：《李大釗政治思想演變的歷史考察》，《近代中國人物》，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等1985年版，第82－117頁。

[10] 參見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版，第8－10頁。

[11]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

[12] 如第68頁三注，說李大釗用無政府主義彌補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不足一注，說青年毛澤東思想中有矛盾思想一注，說張申府融孔子、馬克思、弗洛伊德和羅素於一爐一注。隨後引述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和毛澤東對陳獨秀觀點的看法時，卻不做註釋。

[13] 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歷史的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頁。

[14] 參見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過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八章（中國共產黨觀念中的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