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的體制性腐敗

 

採訪者: 李令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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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2005委員會會刊“海風窗”獨家授權發表。闞凱力是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2005委員會成立於2005年,是中國歸國留學生的高端組織。

 

問:我們知道您有在國內外最好大學的教育經歷,首先想請您來談一下您個人的教育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對您個人的影響。

闞凱力:確實可以說,我一直都在中國最好的學校讀書,不只是後來念了清華,又去了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從小學開始,我念的是北京實驗二小,中學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後來由於文革開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斷了。

 

我們那時候的學校,尤其是小學和中學,確實培養了學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覺得這一點是素質教育最核心的價值。現在的學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學是為什麽?為了考一個比較好的中學,上中學又是為什麽?為了考上一個好的大學,上大學為了什麽?為了將來考研,然後出去能找到一個掙錢多的工作,或者是鐵飯碗的工作。這種學習目標,本身就極端地害人,是把學習變成了一種追求功利的手段。課業負擔也把學生搞得疲憊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學習的樂趣從根本上被摧毀了,教育的核心就壞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對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於引導,學習本身就不會是一個負擔,而是一種樂趣。每天學到了新東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時候,上課學的東西不解渴,自然而然還會到圖書館去,或者到網上去尋求進一步的答案。我們那時候,經常要在家裡做一些小實驗,比如上生物課,在自己家裡養幾只蠶,或者觀察院子里的螞蟻;上物理課,學凸透鏡的原理,就拿一個放大鏡,在太陽底下聚焦,把紙點著了;學習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也要自己去獨立思考,為什麽唯心主義是不對的?要通過讀書、辯論和獨立思考,自己最後想透了才能得出結論。我覺得這些才是最有價值的教育經歷。

後來我上了清華,當時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還沒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復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郵電大學。因為成績比較好,又加試了英語,結果我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後,我就去斯坦福讀了通信技術。

 

30多年過去了,斯坦福教給我的課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電信技術的基礎。後來我做電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術上誰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來,我在學校里給學生講,斯坦福大學給我留下了什麽?課堂里的東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東西,卻融化到了血液裡面。我在斯坦福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就是“經濟效益是檢驗技術的唯一標準”。

 

眾所周知,斯坦福大學被稱為是硅谷的母校。有資料顯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創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畢業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這些公司,創始人在斯坦福都沒畢業就出去創業了,把技術變成了現實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效益。

 

我當時由於是公派留學生,所以從出國的第一天起,就想著回到中國要乾什麽。那時候,因為我們是第一批公派留學生,所以教育部對外面的世界也是一點都不瞭解,也就沒有限制我們出去學什麽,想學什麽都可以。我想,中國這麽大一個國家,當時全國才幾百萬部電話,有的地方一個單位都不見得有一部電話,更不要說個人家裡有電話了。而在國外電話的那種普及程度,讓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就選擇了學習電信。所以,我覺得學習是為社會需求服務的。後來,我在電信領域轉向了管理,又轉向了電信政策和電信體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務於這種社會需求。說的大一點,這樣的學習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現在我在學校里教書,所以比較瞭解現在的學生怎麽想。現在的學生主要考慮的不是社會需求,而是哪個行業掙錢多或者是有鐵飯碗。這是從個人功利的角度出發去學習,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滿足社會的需求,這也導致他們學東西特別死,知識面特別窄,根本沒辦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問:今天中國學生的共性問題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統的問題,您覺得中國的教育有什麽系統性問題?

我在2000年從電信研究院調到北京郵電大學,成為經濟管理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上任之後,我們就發生了非常大的爭論,在學校到底誰為誰服務?是老師為學生服務,還是學生為老師服務?以現在中國大學里的普遍情況來看,不僅是學生為老師服務,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學生也還是在為老師打工!

 

教授搞到了項目,掙到錢就進自己腰包了,然後把任務分配出去,讓學生給自己做項目。有的教授自己開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還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沒拿到項目,也沒辦公司,那怎麽辦?讓學生去公司兼職,把學生給“出租”了。公司一個月給教授四五千,而學生只拿到四五百,變成包身工了。

很明顯,這些老師就是在賺學生的錢,難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後把自己的教授稱為“老闆”。這些現象在中國1949年以前的大學,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學都是聞所未聞的。這個社會的腐敗、學術的腐敗和大學的腐敗,簡直是一塌糊塗、豈有此理!

不是說學生不能在學習之餘工作賺錢,而是說學生賺了錢歸教授,這在西方絕對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國已經成了普遍現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規定,每個教授帶研究生,要給學校交錢。理由是什麽呢?因為學生幫教授賺錢了,所以教授從學生身上賺到的錢,要分一部分交給學校——這就是教育部的規定,帶一個研究生一年要交幾千塊。

 

這種教育部的規定,不就是和珅規定的“養廉銀”嗎?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給朝廷一部分。這就是說,你如果不去當貪官污吏,連這個給朝廷的養廉銀都交不起,實在是渾蛋邏輯。

 

1949年以前,我們的老清華、老北大,或者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的關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師就是盼著學生成才,遇到特別貧困的學生,教授會拿出自己的薪水來貼補學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現在卻是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系。或者說,學生在教授這里打工幾年,給教授賺夠了錢,才給你畢業,這就是一種官方合法的賣學歷。

 

當然,還有很多非法的賣學歷。全中國有多少“在職博士”?很多是國企老總、高管。私企老闆要不要學歷無所謂,但是體制內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學歷。有幾個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們又有幾個人來上過課?

 

他們的博士怎麽來的?無非是拿錢買的,而且是拿國家的錢買的。他們以國企或政府部門的名義,給教授一個幾十萬、上百萬的項目,做不做得出來無所謂,這是辛苦費嘛!錢歸教授,找點兒發票湊一湊就報銷出來了。這樣,教授就讓其他的學生替這些人上課、考試、寫論文,或者乾脆“外包”出去。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專門的產業鏈,就是論文代寫。價格也不貴,幾千塊錢一份,還有信譽保證,不通過不收錢。美國一年才出三萬多博士,中國現在一年就出五六萬博士,世界第一。這不是活見鬼嘛?十個有九個是假的

合法的腐敗和灰色的腐敗,做的全都是賣文憑的生意,這就是中國。整個大學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碩士、博士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問:那麽您個人在學校里這麽多年,有沒有對中國的教育改革,有過一些什麽樣的期待?

闞凱力:難呀!大學是什麽?“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也。”

我2000年到北郵經管院作院長,當時也是滿腔雄心壯志。在我們院的成立大會上,我講話的題目就是“為建立中國的斯坦福大學而奮鬥”。我說,清華號稱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北大號稱是中國的哈佛,我們北郵要為成為中國的斯坦福而奮鬥。結果沒過兩個月,我就不敢再提這事兒了。

 

我當時做院長,開始還在院里討論“到底是學生為老師服務,還是老師為學生服務”,後來也討論不下去了。這就像我們從80年代就開始討論官員是不是要公佈個人財產。道理是明擺著的,但是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也沒有什麽結果。現行體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團是很難觸動的,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堅固的體制結構了。

 

南方科大的校長朱清時說過,中國大學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實現大學自治,教授治校。現在的體制不行,校長都是上面指派下來的。轉業來個什麽政工乾部,沒地方安置了,就在學校裡面添個副校長,然後他就等著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國的《高教法》,大學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是什麽意思?我的評論就是:領導的不負責,負責的不領導。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個校長是負得了這個責,還是負不了這個責?

 

我同意朱清時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鄧小平搞農村體制改革,包產到戶,說穿了就是一句話:“相信農民會種地。”一樣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會教書,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員、中央的官員來指揮。因此,我們的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沿著去行政化、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這條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現在我們的大學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學,那麽政府就有出錢的義務。為什麽?因為辦大學是為社會培養人才,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政府無權乾預學校內部從行政到學術的各種事務,連北洋軍閥時代都如此。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喊出了教育產業化的口號。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賺錢的嗎?教育本身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為目標。西方的名牌大學,即使很多私立學校,也絕對沒有給股東分紅的事。私立大學的董事會,都是聘請的社會名流,能夠代表公共利益,由他們來決定我們的辦學方針是什麽,怎麽樣才能夠最好地服務社會。

 

現在中國大學變成了一個賺錢的系統,學校領導都是官,分什麽副部級的、局級的。這樣下來,中國的大學就是兩個字的目標:一個是權、一個是錢。錢學森的“世紀之問”是:“為什麽中國的大學里培養不出大師?”靠這樣的大學培養什麽大師,簡直是扯淡。我們的大學已經變成了養豬場,養豬賣錢,完全失去了大學的精神。

 

問:那麽最後一個問題,您覺得中國學生的出路在什麽地方?在現行體制下,你會給中國的學生和家長什麽建議呢?

 

闞凱力:這個建議還真不太好說,恐怕還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張,在國內讀完小學、中學和大學,應該先在中國工作幾年,對社會狀況有所瞭解,然後再出國去讀研究生。這樣可以帶著中國的問題到國外去學習,學完回來能夠有用武之地。當時,對我們這一代可以說是這樣。但是,今天中國社會環境之惡劣,學校里的腐敗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80年代。所以,我現在主張在國內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這時候,他對中國的文化和基礎知識已經接觸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費青春。

 

更大的問題是,在我國,現在已經很難培養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乾年前的畢業生,她的孩子三四歲了,送去全托的幼兒園。這還是一家比較好的幼兒園,花了他們不少錢,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個星期一早上,這個孩子都是哭著鬧著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兒園的門口抱著媽媽的腿,哭鬧著不肯進去。這時,幼兒園阿姨出來了。孩子一看老師出來了,一下子從地上爬起來,把眼淚擦乾,對阿姨說:“老師,我來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長在旁邊看著所受到的心靈震撼:我們的孩子,這麽小的年紀,都已經學會說假話、拍馬屁了!他怎麽變成了這個樣子?這就是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在環境里生存。

 

我還有一個早年的“海歸”朋友,在國內辦了十幾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終於還是帶著全家離開了中國。我問他為什麽,他的答復是:為了孩子。他說,我們不是為了讓孩子將來成名成家,即使做一個清潔工都可以。但是,要讓他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快樂的人。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們發現,這在國內的環境里已經很難了,甚至教給孩子講真話都不行。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里成長,很容易成為兩面派。不要說快樂了,有一個正常的心理狀態都難。怎麽辦呢?沒有辦法,只有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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